西方哲學叢談(十三):生產力與人類命運
馬克思和摯友恩格斯辯稱,國家存在與社會的階級鬥爭有關,但政府也不是直接與某一階級有必然關連,相反國家的一個必有特色,是公共權力永遠與人民大眾不同。某些情況下,這個公共權力能夠離開社會的主要階級,並且對它執行真正的管控。
馬克思預期將來,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會承擔生產的方向,但它只是一個表層,階級統治的完美工具。
馬、列二人期望未來,當無產階級革命份子成功推翻資本主義秩序後,世界將實質上變成新天新地,由社會主義過渡至共產主義,但中間必會經過一段可能頗長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Proletariat Dictatorship)。這個過渡期理論不時受到當時和後世學者攻訐,認為不符合現實。我唸政治科學時,港大講師Dr. N J Miners在課堂上一再強調: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中間存在一個邏輯縫隙(Logical Gap),馬克思未能完全詳述過渡期的安排。
國家消失後,最後分工合作(Division of labour)完全廢除的時候,貨物是無限量生產,而勞動就不但變成一個生計,而且是人生主要慾求,「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觀點也會一筆勾銷」。
在《共產黨宣言》,只是說當推翻資產階級後,所有生產就會集中在全民族的一龐大團體的手裏,而公共權力會失去其政治特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