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叢談（十三）：生產力與人類命運

馬克思和摯友恩格斯辯稱，國家存在與社會的階級鬥爭有關，但政府也不是直接與某一階級有必然關連，相反國家的一個必有特色，是公共權力永遠與人民大眾不同。某些情況下，這個公共權力能夠離開社會的主要階級，並且對它執行真正的管控。

馬克思預期將來，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正式代表」，國家會承擔生產的方向，但它只是一個表層，階級統治的完美工具。

馬、列二人期望未來，當無產階級革命份子成功推翻資本主義秩序後，世界將實質上變成新天新地，由社會主義過渡至共產主義，但中間必會經過一段可能頗長的「無產階級專政」時期，（Proletariat Dictatorship）。這個過渡期理論不時受到當時和後世學者攻訐，認為不符合現實。我唸政治科學時，港大講師Dr. N J Miners在課堂上一再強調：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中間存在一個邏輯縫隙（Logical Gap），馬克思未能完全詳述過渡期的安排。

國家消失後，最後分工合作（Division of labour）完全廢除的時候，貨物是無限量生產，而勞動就不但變成一個生計，而且是人生主要慾求，「資產階級權利的狹隘觀點也會一筆勾銷」。

在《共產黨宣言》，只是說當推翻資產階級後，所有生產就會集中在全民族的一龐大團體的手裏，而公共權力會失去其政治特質。

馬克思主義比較米爾的民主思想，在今天依然一樣活力十足，與你息息相關，而這些在原則上，與真理、事實沒有必然關係。

到今天，如何協調國家與社會勢力仍然是一個難題。隨著大眾文化和傳播媒介橫行，社會對人的生活和意識仍有歷久不衰的控制，我們自私自利，追求享樂和財富帶來的安全感。至於國家，雖然它未能成功遏阻社會的願景和理想，但它的重要性愈加擴大，各國都大幅增加其權力、權威、關注圈和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