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月的流浪岁月回忆录》 － 离港

二零年八月二十五日，对我来说是个难忘的日子。

在这的前一天是我生日，但碍于入夜禁止堂食政策，以及一些因疫情而生的矛盾，晚上我与父母在家吃了一顿很不知所谓的生日饭，如今回想起来空余无奈。

然后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就独自匆匆拉上如巨石般重的行李箱，搭港铁往尖沙咀去。

我在友人店铺打印彩色、索价千六元的一纸核酸报告，好了后他带我到佐敦中菜馆喝了个茶为我践行，接著我便坐上他的车，朝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出发。

九个月的一人行，就是从这里开始。

而这九个月，恍如过了半生。

香港的交通一向川流不息，然而通往口岸的公路，沿途却不见一辆车。

友人第一次开车到口岸，登上人工岛后转了大半天都找不著旅检大楼入口。幸好中途我们遇见一个在岛上上班的男人，他热心地开车为我们领路。

看见通往旅检大楼入口的升降机，我便下车拎起大包小包，并谢过为我们指路的工作人员。友人走到后备箱为我拿出行李箱，把它交给我。我接过行李箱往大楼方向走，走了没几步回头看友人一眼。他笑容灿烂地向我道别，于是我也跟著绽开微笑挥手，对他说到步后会给他打电话。看他回到驾驶座上，我带著零星不舍转身，目光有些迷离零散，拉著大箱子踉踉跄跄地迈向大楼。

港珠澳大桥口岸我并非首回光临，对上一次是一九年的春节。那次我与一个同学一时兴起，想试试走陆路过大海，就安排了一次即日来回的澳门游，顺便在澳拍毕业照。依稀记得当时的口岸颇热闹，我还在旅检大楼的大门前拍照留念。

可如今，仿佛方圆十里空无一人。

我孤伶伶的走进大楼，行李箱勉强成为我的伴。大楼内一片荒凉，商铺通通拉上闸门不营业；唯一可见的人迹，就只有穿上防护衣的驻场人员，还有出入境管制站内的事务人员。

通关的具体次序我已记不清楚，大概是有工作人员为你量体温，查看你的核酸记录，以防你到达他乡后仅差一步却被遣返。接著在出入境管制站柜台办离境手续，还记得那人非常凝重地问我：「你清楚知道到澳门后要进行十四天强制隔离？」我默默点头，果断递上身分证。他也不过是循例一问吧，不然看见我带著大型行李，又拎著装满干粮杯面的胶袋，难道是在逃难吗？

嗯……说是逃难好像也不全错。

接过身分证还没来得及放好，我就迫不及待拉上行李离开柜台。从前金巴车票可以在口岸现场购买，那里设有自助售票机。可自疫情爆发以后，由于旅客数量大减以致车次也大减，每天就只有几趟车，于是自助售票机罢工了。买票得在微信上进行，而且要提早购买。我是老早就买下两点半的票，所以在人工岛上找大楼入口时，我还担心著赶不上车。

中间的过程我亦已没什么印象了，我记得拿完票就给安排到一排圆凳上坐，那里还坐有三个人，两男一女。其中一男一女看上去年纪与我差不多，也就二十多三十岁左近吧；另一个男的是名老外，金发白皮肤，三十多岁左右（有可能猜错，毕竟用东方人的标准来猜西方人面孔未必准确），我偷看到他拿的是香港身分证。

跟著就是等待上车。我当刻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兴奋？紧张？落寞？老实说我也忘了，但可以肯定的是，我这趟出行是怀著要尽快离开香港的愿望而起行的。在这一天之前的半年里，我觉得几乎每一天都是煎熬。比如就在那一天的早两个星期，我人还躺在伊莉莎白医院的病床上，躺了整整五天四夜，而原因是长时间发低热。这低热事实上我压根完全感受不到，甚至完全没觉得自己身体有异样，但就因为那该死而又盛行的量体温文化，温度高一些就怀疑你是肺炎患者，结果误打误撞我就被撵进医院了。在这次之前，大概是四月份的时候吧，我也曾因为低热问题，在医院困上八个小时去等候核酸检查结果，阴性才准离开。

这年头啊，体温偏高貌似都变成是种罪了。

还有很多因疫症而受折腾的事情，在这里就不一一细说了。总之我是受够这些抗疫岁月了，也厌倦了待在如同牢笼的城市里，所以我恨不得马上离开，不顾一切的远走高飞，哪怕会客死他乡……说得好像有点过了，呵呵。

在等候期间，那个黄皮肤男生好像要秀自己英语似的，很积极地与那个金发男人交谈聊天；至于那个女的跟我一样不发一言，但看她拿著很多随身物品，有手信有电子产品，连行李箱都有两个，让我不禁猜度著她去澳门是要干嘛的。

没多久就可以上车了。我现在记得的，就是与这三个人一道同行。实际上可能还有多一两个，但反正也不会多，加起来顶多就六七人。意味著这辆载客量有三十多四十人的金巴，就只载了我们这单薄的几个人。

金巴轰隆一阵，便走在宽阔畅通的大桥公路上，逐渐离香城远去。纵使我离港心切，却也不由得扭头看向背面的口岸，看著它愈缩愈小，最后脱离我的视线，心中随之而升起一阵复杂的情绪。再之后映入我眼帘的，是颜值不怎么样的海天一色，但也教人神清气爽、心情舒畅。

没过多久金巴便钻入隧道。隧道里灯光尚算通明，路上依旧鲜见汽车。我直愣愣的望向车头挡风玻璃外，那灯光高速移动而成的光线，使我眼睛有点迷乱。那一刻我脑子里不受控制地幻想起来，幻想著自己正走在一条穿越通道；在通道的尽头，将是一个美丽新世界……（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