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任危机

信任，人类社会构建的基石，是人与人之间合作的基础；猿人正是由于彼此间的合作，构建了更大的社群，开启了向智人进化之路；人类的大脑得以高速发展，成为今天的你我和他。任何王朝皆因信任为基石而构建，而王朝的更替也是由于旧的信任关系被打破，社会迫切需要建立新的信任关系，任何可以提供、又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新信任关系就会得到更广泛的推广，这是人作为社群动物最根本的需求。在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模型中，信任的位置虽然被置于心理需求之中，同安全需求同等层次，但实际上，人们把信任更多的是置于基本需求之中，与食物、水源处于同样等级。可见，信任从古至今都是人们最迫切的需求。

信任是社会正常运作的核心，经济按照市场规则，基于信任和彼此之间的个人偏好而运转；高信任区域将因此而节省成本，经济得以高效运转；相反，低信任区域，社会必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其中包括合同履行的担保，法律保障等一系列成本，这些都会降低经济的有效运转，社会会为此支付额外的成本。而当今时代，科技高速发展，人工智能横空出世，取代富有感情的人类，从单纯理性客观的角度，为人类提供解决方案，拓宽了人类信任的边界；但是，科技并不能解决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所有问题，信任就是最典型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目前正在迎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信任危机。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详述这场席卷全球的人类信任危机，我们首先聚焦中国，之后展望全球，最后讨论这场科技革命加速的全球化的信任危机。

一．中国式的信任危机

中国的信任半径是以家为单位构建的，自古皆如此。历朝历代，变化的只是不同的姓氏，从刘、杨、李、到朱、爱新觉罗，不变的是同一片土地、同一座江山；家自然成为中国人的依靠，甚至是唯一的依靠。每年的春节，就是中国人回归家庭的重要日子，延续数千年，这种以家庭为单位而构建起来的社会，让人们把更多的资源回馈家庭成员。中国近代唯一两次社会信任的重构就是“人民公社”与“疫情社区”。人民公社打破了“家”的边界，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群体，建立了更广泛的信任半径；而“疫情的社区”模式，通过封闭式的管理，加强了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关系，同样的目标，信任半径也随之扩大。但是很快这种模式就再次被打破，社会再次回归以家庭为单位的信任半径之中。

经过了四十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迎来了最严重的信任危机，这种危机涉及每一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人民公社，上山下乡，战友之情后，陷入到由金钱所构建的脆弱关系之中。疫情过后，这场脆弱的关系变得更加薄弱，在社会任何地方都被点燃。而经济发展逐渐也从增量市场转向存量市场之间的相互博弈，更加打击了脆弱的信任关系。

在增量市场中，彼此的合作基于信任，更准确的说是基于增量市场的信心，简单来说彼此之间的合作是“分钱”，分的是未来能赚到的钱。在这种对未来充满预期的模式中，分钱相对容易，毕竟都是额外收入，每个人都可以由此展现出“慷慨”的一面，为未来更多的合作打下基础；但是在存量市场中，人们之间的博弈不是额外的合作，而是彼此之间的竞争，涉及到的是彼此核心的利益，再简单点说，就是“一方所得必是另一方所失“。基于心理学最重要的”损失厌恶“效应，人们将承受更大的心理创伤和痛苦，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关系转变为以竞争为基础的欺诈关系。当今的社会在任何行业和角落都充斥着竞争性的欺诈关系，这也当今中国整体社会的真实性写照。

对老百姓来说，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婚姻危机”。婚姻是最古老的陌生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模式。这种模式，以双方承诺作为基础，彼此共同组建家庭，一起生活，抵御风险，养育子女，信任的关系由此建立，获得法律上的认可也同时获得彼此双方大家庭的祝福。这既是两个单独个体之间的融合，更是两个家族之间的联谊，组建更大的群体，扩大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这一模式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运转良好，中国也由此享受到高信任度所带来的福利。但是，疫情之后，中国的离婚率居高不下，2025 年上半年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中国离婚 133 万对，连续 5 年增长；相反，结婚为 353 万对，连续 9 年下降；离婚比例为 2:1；全国各大城市离婚率均突破 40%，甚至超过 50%，北京、上海离婚率更是领跑全国。

如果我们把结婚看成社会信任关系的扩大，那么离婚自然成为社会信任关系的破裂。这种两性关系是最典型也是最具代表性的社会信任关系，涉及的是陌生人之间信任的构建，而这种关系的破灭正是中国整体陌生人之间关系紧张，低信任度的真实表现。传统的婚姻关系是以更大家庭的构建以及深度的彼此信任关系共同抵御外界风险，这种承诺从身体上的纯洁到心理上的彼此依靠，相濡以沫，是这个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在我们的父母身上，即 40，50 甚至是部分 60 后，这两代人身上，我们看到了这种中华民族的美德；他们彼此下过乡，一起在红旗下长大，共同的时代经历融入到彼此的内心，携手走过共同的岁月。

但是 70、80、90 后甚至现在适婚年龄的 00 后，成长在改革开放高速发展的时代，人性的欲望被这个时代彻底释放，很多人放弃了共同组建更大家庭抵御风险的兴趣，宁可孑然一身独自对抗风险也不愿意组建家庭；甚至彼此之间的对婚姻的承诺由于身体、心灵上的出轨，而放弃婚姻，给社会的整体信任关系造成了沉重的打击，社会由此进入了低信任阶段。

中国社会婚姻关系的破灭，由金钱的因素，更是欲望本能的驱动；在一个追求物质享乐的社会中，不论男女都尽可能享受当下多巴胺所带来的身体快感；一种无法从夫妻身上体会到的新鲜刺激的兴奋感；这是人脑趋向新事物的本能，也是人类的本性。文化与道德是束缚人类本性的枷锁，而一旦突破这层枷锁，人类的天性就将彻底被释放；政府需要消费，需要老百姓去消费，消费就必须刺激老百姓的需求，进一步释放人的天性，解除道德文化枷锁就成为政府默认的措施。

正是这种“不作为的默认举动”打破了婚姻的束缚，男人和女人对未来充满恐惧，只有当下是他们可以把握的，一时间的快乐就成为他们最直接的选择。这种模式带来的优势就是消费可以在短期复苏，而弊端就是人们进入低欲望的时代，对婚姻，更准确来说是对陌生人充满了低信任度，最终的结果就是持续降低的结婚率，由此降低了新生儿出生率，社会进入了严重老化，低生育率的负循环时代。

除了”婚姻“造成的信任危机之外，另外一个主要的就是中国的“寻租”市场。在一个国有经济主导的经济体中，“寻租”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利用权力获取财富的方式。寻租的受益者基本都是权力者的家庭成员，这就是中国最典型的以“家”为单位的信任半径；在面临同等风险之时，将权力带来的财富给予家庭成员就成了合理的选择。

中国的寻租市场非常规模庞大。在上海，交警大队更换驾照的体检中心，只有三个人，基本全是 50 多岁的退休人员，拍照、测视力基本全是过场，人均 70 元，每天来往人员络绎不绝，盖个章就可以进交管大队更换驾照；这种机构没有走正常的招投标流程，只是简单的注册一家咨询服务公司，就开展业务，而且无需寻找客户，甚至有很多人，明显视力不达标，也给盖章；总之，交钱，盖章，拿证，三方皆欢喜；受害者就是那些在马路上由于身体等原因不达标而造成的受害者。今天我们只是当成社会新闻一看而过，也许明天你我他都会成为这种无辜的受害者。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寻租现象成为了社会的默认选项，谁会为受害者真正负责呢？

同样，在沈阳、北京等地的心血管三甲医院，病人手术后需要专业的护理人员照顾。在国外，都是由护士承担起照顾病人的责任，这是他们的天职；但是在我国，由于护士人手短缺，只能依靠护工来从事这个行业。同样没有招投标流程，或者只是走一个“过场”，一家公司垄断整个病房区的护理业务，没有竞争，甚至病人都没有选择，只能被迫选择，支付费用。这些护工与护士，甚至医生常年在一起，熟悉市场。那么是谁的公司可以从事这样的业务呢？

以上只是中国“寻租”市场的冰山一角，我们并不希望深挖中国的寻租市场，毕竟涉及太多人的利益，但是“寻租”的存在本身就是社会信任度低的体现。在中国，长期存在两个“正义”，一种是基于法律赋予的官方“正义”，另一种是基于环境的”民间正义“；实际上，在中国超过 70% 的区域，民间正义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官方正义；村民之间不会因为琐事而走进法院，就算真的存在法律纠纷，也是在村支书的斡旋下，双方彼此找到可以接受的平衡点，解决问题；真的走进法院，就算赢得官司，也会遭到同村人的排挤，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被迫迁移。所以在正常的老百姓心中，民间正义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法律正义。也正是对这种民间正义的默认，客观促成了“寻租”市场存在，市场经济活力逐渐下降，整体社会付出更大的成本。

近些年来，经济下行，电信诈骗、盗版、冒牌、网络诈骗、p2p 理财、集资跑路、食品安全、婴儿奶粉等现象在中国每天上演，进一步打击的本就脆弱的民间信任体系，我们往往低估了这些事情对信任的威胁。如盗版与冒牌，仿品牌在过去二十年间成为中国最主要的产业之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A 货。这些 A 货从服装、衣服、到鞋子等无奇不有，而且年轻人的虚荣心更是助长了这个产业高速的发展。从心理学角度来说，穿 A 货本事就是从内心深处对“欺诈”行为的默许。这种潜意识的默认会影响生活中无数的言行举止，让“欺诈”逐渐成为行为模式的默认选择。

此外中国也有自己的食品安全法，虽然标准有些低，但是依然存在，只是执法力度不严，而且惩罚的力度不够，通常只是罚款了事，除非出现重大的人员事故，否则很难上升到刑事责任，更多的都是民事责任。企业通常只是被处于 3-10 倍不等的罚款，比起企业因“欺诈”所获得利润，这些罚款九牛一毛，不值得一提。所以“欺诈”自然成了企业最佳的选择。中国目前的食品安全法，重点保护的是生产企业，而非消费者。这也与中国是供给型的经济结构存在重大的关联。正是这些因素逐渐蚕食着本就脆弱的信任体系。

陌生人彼此之间的信任度比任何时刻都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变成了一场相互欺骗的博弈。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欺骗的收益远远大于成本，那么任何一个理智的个体都将首先选择欺骗，这是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体现。而整个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如此，整个社会变进入了相互欺骗的负循环之中，有效信任无法建立，最终将付出惨痛的代价，社会被迫按下暂停键。现在，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取消了户籍限制，人们可以自由流动，虽然提高了效率，人力资源得到更广泛的分配，但是也为欺诈提供了天然的条件；人们不必担心欺诈后原来环境的排挤，可以选择新的环境重新开始；此外，法律对欺诈的打击力度不够，这让失信案件与人数近些年来屡创新高，甚至还有更多人逍遥法外，都为欺诈行为提供了更多成功的案例，社会正在加速进入低信任度模式。

以上这些都是每天发生在你我他身边共同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上是独立事件，但都是由于社会信任出现了危机所产生。信任的构建需要数代人的努力，而信任的坍塌只需要顷刻间就可以实现。这就是目前中国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信任危机，它影响了整个经济体的运作，社会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

二．西方世界的信任关系

西方的世界信任关系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这种数千年发展而来的道德准则，为信任提供了天然的保障。我们重点关注三个区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日本和中东。

1. 美国

美国社会的建构是建立以小型社区为主导信任半径之中，这其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小型团体，即社区与教会。美国人非常注重这两个机构，甚至超过 90% 的美国人都会每周去一次教会，做礼拜。这成为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此外，我们最常见的听说的一句话就是“回馈社区”。社区和教会的规模都不大，通常都是维持在 150 以内（邓巴数），这就造成了美国社区内和教会内高度的信任关系；很多人最终去世之后，把遗产也都捐给教会，帮助社区内有需要的人。所以美国的教会分布广泛，遍布国家各地，不论去到哪里，最容易融入当地环境和文化的地方就是教会；而数千万个教会组织彼此合作沟通，共同构建了美国的社会。

美国是属于高度信任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默认”选项就是“信任”；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欺诈”的成本远远高于其收益。法律成为了打击“欺诈”最严厉的武器 。比如在美国学校，抄袭是最严重的行为，不论是抄作业还是考试作弊，这种行为被美国教育体系所禁止，直接是开除学籍的处罚。考试可以不及格，甚至留级等都是学校可以接受方案，但是“作弊”是没有任何生存空间的行为；对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打击更是做到了极致，只是在麦当劳吃汉堡中发现了异物，麦当劳就需要支付过亿美元的赔偿；这种对于食品安全最严厉的打击让企业不存在任何欺诈的空间。社会整体运转建立在高度的信任体系中，这为经济发展节约了成本，同时也构建出更加安全稳定的社会。

2. 日本

关注日本是因为它同中国一样，深受东方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是日本又走出了和中国不同的道路。日本的社会建构其建立在企业为主的小型组织模式中，严格的等级制度，终身制的聘用制度等让企业取代了国家，成为个体最主要的生活保障。日本的企业很少裁员，基本都是员工主动离职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否则基本上就是终身制。这种模式让员工对企业存在更深的依附感，企业主也优先保障员工的利益。这些因素让日本人把企业作为构建信任的半径，这种信任的关系甚至超过对家的信任度；很多日本人下班之后会和同事小聚，这被他们解读为工作的延续，而非自己闲暇时间。

同时在企业之间，也是更多的合作关系。这种高信任度的社会构建模式增加了“欺诈”的成本，缩小其生存的空间。在日本有一种惩罚叫做“社会性孤立”，这种社会性的孤立排斥所带来的长久伤害甚至超过了法律惩罚所带来的创伤。没有朋友、没有社会关系、被任何社会组织团体都排斥，唯一的出路就是远走他乡移民海外。可见，“欺诈”所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

在日本拥有极高的食品安全法，这种法律极致到任何食品包装袋所印刷的图案必须与食物完全相同，包括颜色、大小等参数。这种极致的保障让日本成为食品安全最严格的国家。

正是以上这些因素让日本同样晋升为高信任度的国家，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社会共享信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3. 中东

中东国家的信任是基于宗教-伊斯兰教，共同的信仰让他们彼此存在高度的信任感。目前伊斯兰教已经超过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拥护者最多的宗教组织，超过 28 亿的信徒。极其严酷的教义让每个信徒之间存在着共生共亡的信任关系，科技革命并未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核心的宗教信仰，相反还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不安全感，这让他们更加坚信真主会保佑他们，领导他们走向光明。

当生活充满未知和恐惧之时，人们更加迫切的寻找心灵的港湾，尤其是回归他们熟悉的地方。这个地方在中国是“家”；在美国是“教会”；在日本则是“企业”；而在中东就是“伊斯兰教”。正是这种安全感让伊斯兰教的信徒在过去几年急剧增加，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宗教，共同抵御外界思想和敌人的威胁。

但是中东的国家由于不同的资源禀赋-石油，内部矛盾也错综复杂，成为世界最危险的区域，任何势力都希望借助中东实现自己最大的利益，因此经济发展也高度不均。沙特、科威特等国家富饶、稳定；相反，叙利亚、伊朗等却战争频繁，经济发展缓慢。但是这些都无法阻止他们对共同敌人-基督教的反感。

我们重点回顾了世界三大主要区域的社会建构以及信任准则。这些区域内部都展现出高信任度，成为了他们经济发展的基石。但是在竞争主导的存量世界市场之中，国家之间、种族之间的信任度却逐渐下降，战争频发，矛盾激增，这成为了过去几年世界主要的矛盾。国际组织的作用逐渐下降，贸易的冲突不断，宗教之间的矛盾加剧，世界从原来的增量合作模式，转变为存量竞争模式。回顾历史，人类彼此之间的互信从来都是有限的，竞争是长久不断的主旋律。朝代的更替、国家的存灭，归根结底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任何国家只要综合能力下降，必然遭到其他国家的欺凌，最终沦为附属国，甚至灭亡的命运，这是国际政治生存的法则。正是这个法则让竞争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主旋律，信任与合作只是这个主旋律中偶尔的插曲。

三．科技与信任

资本与科技成为过去四十年主要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这种双引擎结构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也加深了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这些都为信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随着科技高速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近两年的横空出世，带来更多的是危机和担忧，而非信任的增加。这正是科技家所说的“奇点”，具有人类智慧的机器，实际上，我们正在加速飞奔在通往“奇点”的道路上。

同时，科技很早就已经越过了人们信任的“奇点”。科技率先取代的就是人类的工作，传统的生产线工厂已经被机器所取代。传统的生产线依靠人作为劳动力，相互合作，共同完成商品的生产；但是机器化的生产线完全依靠机器程序，自动化运营，无需大规模的人力劳动。 生产线上工人之间相互信任合作的基础被打破，这种信任关系不单单是工作之中建立，同时还可以延伸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

回想过去，在中国，父辈们辛苦在工厂工作，下班之后相互走动，建立了深刻的友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相互之间的高度信任；相反，现在工厂被机器所取代，人们失去建立信任关系的场所，被迫从事更多以个体为主的服务行业，滴滴、外卖、快递这些服务行业工作基本都是以个体劳动为主，不需要建立大规模的信任体系，甚至管理系统交给了算法和机器，自动处理，人与之之间的合作交流逐渐减少，信任自然就会逐渐消失。同样的事情不单单发生在中国，也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被科技所改变的地方。

此外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取代了人们的工作，减少了人们之间的交流，更可怕的是科技正在消灭人类。实际上，世界人口的爆发式增长正是发生在过去 200 年间，两次世界大战虽然减少了一些人口，但是未曾改变人口高速增长的趋势，这一切的背后就是科技革命。

工业革命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石油、矿山等资源得以充分的开发；工厂需要 24 小时不停的生产，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这些都需要庞大的劳动力作为支撑，所以各个国家也为人民提供了更多的生活保障措施，提高生育率。让科技、资本与人口形成了三方共振相互促进，协同增长的趋势；而不论是科技还是资本都不可能永远的增长下去，总会遇到一个“奇点”，在这个“奇点”之时，科技增长速度越来越慢，甚至陷入长期停滞状态，未来的货币被掏空，人们被迫陷入残酷的存量市场竞争性博弈之中，这些正是现在发生的故事。全球的经济深陷低速增长，西方人口持续萎缩，各个国家负债严重，人们正在利用科技争取最后的胜利。但是科技正在加速消灭人口，实际上地球作为封闭的星体，资源是有限的。科技能做到的就是合理有效利用这些资源，但是无法扩展新的资源。

世界不再需要大规模的劳动力，人口的消失自然成为主要的旋律。年轻人不愿生育，社会无法供给更多的工作，机器在加速抢占人类的工作。 无人机、机器人、甚至是机器士兵都在加速研发，当社会不再需要如此大规模劳动力之时，人口的消失就成为必然的趋势。更优质的基因通过自然选择得以保留，人类将进入从“量”到“质”根本性的转变。

对于人工智能的“奇点”更可怕的是拥有人类情感、自主学习能力的机器，他们可以提供给人类个体所需要的所有情感，这让更多人把交流的重心从陌生人转变为更懂自己的机器。人机互动的频率加深，相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正在减少，信任更加无从建立；取而代之的是人类对机器的高度信任，这种转变改变了人们生活方式，交友模式，甚至影响未来人类的发展。这让本就脆弱的人类信任体系变得更加弱不禁风。

科技改变了生活，我们感谢科技赋予我们如此丰富多彩的体验；但是，科技也正在消灭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脆弱，更加的敏感。而真正因科技受益的人只是极少一部分，两极的分化越来越严重，最终在达到“奇点”之后，整个人类社会的信任体系将被迫重启，战争不可避免，新的世界和模式将诞生。比起人类之间的信任危机，人机高度信任将更加的可怕，而这些正在加速发生。

这是一个变革的时代，信任比人类历史任何时期都更加脆弱，人类不仅面临内部种族之间的竞争，同时还面临国与国，宗教之间等大规模的冲突和竞争；此外，人工智能也在为这场信任危机增添筹码，让科技成为人类更加信任的伙伴。我们正在加速进入信任危机的时代，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竞争，冲突的时代。

这就是人类面临共同的危机-信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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