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教室：首都的意义（下）

当然，东晋也曾经占领洛阳，并往往没有长远计划如何处理、管理。北伐不只考量如何攻打、占领，而需要考虑如何维持占领地的运作，例如，谢玄（343－388年）在384年北伐，成功占领洛阳。他建议在河北数郡地中立总督。然而，朝廷认为督府需庞大的人力、物力以支应，在资源上非江南政府能够维持，在地理上河北离江南遥远，运输成本昂贵。事实上，东晋要有效地控制洛阳地区，重新发展、甚至迁都，都必须先疏通漕运，为农业开垦、移民作准备，但当中所消耗的人力、物力、经济开支非东晋可承受。河南地区的发展需要江南政治的物资、经济、镇戍军队等补给，所以东晋朝廷选择以置戍方式来维持洛阳基本的防卫。

东晋北伐的主张是以一个相对折衷的方法—「收复洛阳，修谒五陵」。既然巩固和宣扬承继西晋政权正统性是东晋北伐之主要目的，「修谒五陵」就是一个宣示政权正统性的机会。在建筑补修上的开支已能达到东晋修复陵园之目的，当中的成本远远较长期投入军事资源、迁都等方案低。对于东晋司马氏政权而言，克复旧都是它目标之一，愍帝诏书中屡次提及奉迎梓宫、克复旧都、修复陵庙等事，受书的对象都是琅邪王司马睿，从而令东晋政权更有名份地在江东重建政权。这是在有限的成本和资源中，充分地宣扬东晋承继西晋政权正统性。在修复帝陵的过程中，晋元帝穿著素服，哭了三天，以表悲恸。虽然东晋朝廷因漕运、移民、经济等问题而无法迁都，但是东晋朝廷对于修复帝陵一事相当重视。一面在洛阳修建西晋帝陵，另一面东晋国君在建康主持的仪式形同国葬。晋元帝以及及后的国君都是以「收复洛阳，修谒五陵」，强调西晋与东晋的联系，加强其政权正统性。

同一时间，北伐下亦有权力斗争，北伐收复洛阳也是一种兴兵借口。「对内争权」与「对外扩张」是互为影响。当北伐时，就会发生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士族之间的争执。桓温是东晋时期中其中一个权臣，他利用北伐来提升个人威望，下层南来阶级以武勇擅战，而北伐就是突破门第的手段。桓温北伐的动机是怀著异志。东晋皇权对他亦有不满，晋简文帝便重用殷浩，以抗衡桓温。殷浩和桓温两人亦曾藉「收复洛阳」为由，互相制衡。北伐对东晋是双刃刀，东晋政权通过北伐对外宣示自己的政权正统性，但同时权臣也藉北伐兴兵作乱。因此，桓温在永和十二年，即第二次北伐中，桓温收复洛阳后置戍而返，亦不向长安进发。反之，北伐事业、收复故都也只是提升权力的工具。而且，防卫洛阳的兵力，招致再次被前燕攻占的后果。种种原因下，东晋北伐即使收复洛阳后，普遍出现仓促回京、无力或无心长期作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