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著「斯卡罗」，谈谈罗妹号事件前后福尔摩沙的旅人们与旅行史

去年由公视制播，号称台湾大河剧的「斯卡罗」，在脸书河道上的讨论，与媒体发布的文章，已经把罗妹号(Rover，又称罗发号)事件、南岬之盟与后续影响；大股头卓杞笃(Tokitok)、法裔美籍的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1830–1899)与英籍洋商必麒麟(Wiliam A. Pickering，1840–1907)等人物，在这段历史所扮演的角色与正负面形象，交代得非常清楚，此处不再赘述。

李仙得、必麒麟在罗妹号事件中，甚至前者对1874年日军出兵台湾，也就是所谓的牡丹社事件，位居关键角色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台期间时常到处涉历探险的旅行经验。像他们两位的自西徂东的外人，也是1860年代以降，入台从事探险旅行的重要群体，可以说他们开启了新一波历险福尔摩沙的旅行风气。

在「斯卡罗」的首集开头，曾以字幕向观众传达「1858年(四国)天津条约签订后，台湾开港通商，对外打开门户」这个历史背景。不过，签约的时间点，并非实质开港的时间点，天津条约在1860年才换约生效，所以台湾是在进入1860年代，才根据条约开港通商。

天津条约不仅增开通商口岸，也全面开放洋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哪里是内地？就此后洋人在清帝国间的旅行范围来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海陆边远地区(例如川藏满蒙新与台湾)，只要不属于沿海条约口岸地区，都是广义认定的「内地」。

总之，天津条约形同全面开放，洋人在清国各地的旅行权。对台湾而言，则是港口通商与洋人旅行各处的权利，在1860这个时间点同时放行。不过呢，早在此前，已陆续有许多外国船只，行经台湾周边海域，或有试图登岸从事探险者，因不熟暗礁、沙洲、海象，遇难并不是甚么罕见的事。

例如1840年代，英国轮船内不达号(Nerbudda)与安娜号(Ann)先后在基隆外海及淡水附近撞毁。后者在海难中，不仅严重损失船上的奴隶与鸦片，生还者还被押送到府城囚禁。此外，海盗劫掠、被原民攻击、俘虏，亦屡有所闻。

1850至1869年间，英、美、西、普、荷兰等国均有船只，接二连三在台湾附近的海域遭难，1840年代更有过之。所以，罗妹号事件并非19世纪中叶，外国船只在台湾出包的偶发个案。

没有不平等条约当保护伞的时代，洋人因为跟黑水沟不熟，因翻船或劫掠而折损人货，更甚者遇到原民为求自保而成为攻击的对象，加以各国在台缺少政教或商务等派驻单位，协寻海难生还者的调查工作相当受限，究竟行踪不明者是否遭到原住民出草，多无线索可以证实。

话说，当年培里率领的黑船前往日本叩关，途经台湾试图调查海难的失踪者，但一无所获。不过，培里倒是在测绘台湾岛与周边海域地图的部分，获得些许进展。在《培里日本远征记》(the Narrative of the Commodore Matthew Perry’s Expedition to Japan)中，留下了当时绘制的福尔摩沙地图。

较培里稍晚一些，同样是1850年代，任职英国驻厦门领事馆的斯文豪(Robert Swinhoe，1836–1877；又称郇和、史温侯)，曾搭乘刚强号(Inflexible)，从国圣港出发，途经台湾府、打狗、旗后、枋寮、琅峤、花东沿海等，完成22天的环台一周之旅。

斯文豪此行，系为了寻访1848年在基隆遇难失踪的欧美籍船员，拜会台湾府的官员时，对方虽答应发布告示协寻，但最后仍无下文。而斯文豪沿著湾岸勘查地方原汉风俗、矿产、自然生态，则是环台旅行最大的收获。只是，1860年代以前，极少有欧美旅人的旅行足迹，深入岛内奥地。

1860年以降，淡水、鸡笼、台湾府(安平)与打狗陆续成为条约口岸，各国领事馆、洋行、海关办事处等机关，渐次在口岸设点。洋人赴台，或有传教使命、商馆职务、外馆公务，或从事自然人文调查，这些人群的身分与在台从事的工作，扮演的角色与抱持的目的，经常是多重的。

想要传教、探勘商机、资源，或深入了解殖民经略的可能性，当然不能只局限在口岸活动，至于办理外交，或采集调查研究，若不接地气的接触各地风俗民情，当然也行不通，所以，前往岛内的未踏之境，是必要也是需要。

前述提及的英国驻厦门领事官员斯文豪，在1861年再度来台，担任英国驻台副领事。斯文豪除了是西方首位驻台的正式外交官，他也是一位出身伦敦国王学院的博物学者。

驻台数年间，斯文豪除了负责外馆业务与在台侨务，建立府城、淡水与打狗的驻英领事单位，也在公余走访过去他乘船环台未曾到过之处。他采集鸟类标本，也曾深入玉山山区观察水鹿生态；也到过花东、恒春访查原住民；对英国政府也提出探测岛内自然资源的建议。

斯文豪之后，必麒麟在也来了。他曾经是个航行经验丰富的水手，到过缅甸、暹罗与马来群岛，全身流著没有冒险犯难就会死的血液。此后，他被网罗进入大清海关，1863年被派往打狗担任检查员，接著转任安平。海关主要负责往来船货的查验与征税，但不是每天都有船货进港，单调的工作性质跟他到处趴趴走的个性格格不入。

1898年出版的《历险福尔摩沙》(Pioneering in Formosa : recollections of adventures among Mandarins, wreckers & head-hunting savages)里，必麒麟曾提到任职打狗之际，假日无处可去，生活倍感无聊，开始了他沿著水路钓鱼、泛舟的活动，时间一久，足迹越来越往奥地延伸。

此前已来台向原民宣教数年的天主教道明会，帮忙必麒麟引路，郭德刚(Fernando Sainz，1832–1895)神父曾帮忙撰写介绍信，开启了他接触与观察高屏地区(前金、万金)汉人村庄、原民部落的机会。

职务之暇的必麒麟，在岛内各地探险，了解资源、生态与各村落族群风俗，逐渐娴熟各种方言。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广结清廷在台官员，与怡和等外资洋行的人际网络。然后，他逐渐从一个被引路者，成为内地探险的通译与向导，带领初来乍到的欧美人士，进入原民部落访问。像是1865年，长老会的马雅各(Dr. James L. Maxwell，1835–1921)牧师，在必麒麟带领下，来到高雄与台南的平埔族部落布教与行医。

凭借著上述的旅行经验与人脉，必麒麟在1867年成功转职，先后进入天利与怡记洋行，公司提供经费、马匹和仆役，更有利他进入西人未曾到过的原汉村落，进行探勘商机的旅行，也顺势扩展汉番人际网络。而这个时间点，刚好发生罗妹号事件，从福州来台的李仙得，在必麒麟的随行之下进入琅峤十八社，进而与大股头卓杞笃交涉，达成南岬之盟的协议。

曾八次来台的李仙得，为处理罗妹号事件与后续外，也探查矿藏、收集博物标本，记录台湾社会的风土民情、族群关系、地质地貌、乡镇分布等，足迹遍及南北台湾。例如他在1869年底至1870年初的第七回访台，采取陆路从淡水前往台湾府，再从打狗抵达万金。

 

不过，当时台湾的陆上交通，多有狭窄、未经整备，轮车难行的问题，舟楫仍是李仙得在台湾南北间移动的主要方式。通过数次来台的机会，李仙得从中搜集大量一手情报，并绘制成地图。在「斯卡罗」一剧中，李仙得经常伏案查阅地图，或是在手记中绘图。

1874年，李仙得以其任职厦门领事期间，往返两岸处理外事的报告，整理成《台湾纪行》的未刊书稿，内容除了承载李仙得数次在台的见闻，亦收录了丰富的摄影、地质、地图资料，此外，这本图文并茂的著作，并非单纯的游记，更可以看见他对荷西、清代与19世纪西人对台湾书写与认识的集结、整理。

2013年由台湾历史博物馆出版的《李仙得台湾纪行》，系由学界历时十多年，对美日两地的李仙得未刊书稿版本进行比对与研究，并搜罗相关史料，所整理而成。

与李仙得、必麒麟在「斯卡罗」剧中随行的万巴德医生(Dr. Patrick Manson，1844–1922)，在第七集以后，只出现了一幕。虽然万巴德在故事中只是配角，但他在医学史上可是有「热带医学之父」的美誉。

拥有苏格兰医学博士学位的万巴德，1866至1870年间，受聘为大清海关医疗勤务员，被派驻在台。医员的工作之暇，万巴德也经常在番界间旅行，学习方言，而骑马、打猎与园艺也是生活的嗜好之一。

除了在剧中登场的外国人，1860年代当然还有其他在台湾各地走跳的欧美人士。例如经营茶叶出口生意的苏格兰商人陶德(John Dodd，1838–1907)，曾在北部各地探查商机，走访泰雅族部落。

李仙得通过陶德的踏查经验，了解到许多北台湾情况。另外像是牛津大学生物学家柯灵乌(Cuthbert Collingwood，1806–1908)，于1866年来台，先在打狗上陆，此后北上基隆与淡水，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生物考察旅行。

至于进入1870年代，来台旅行的外人群体，较之60年代又更为复杂。加拿大籍的长老会传教士马偕(George Leslie Mackay，1844–1901)，1871年从北美横越漫长的太平洋航线，辗转来台，他的布教与行医之旅，网路上已有诸多线索，此处暂不赘述。

与马偕同年来台的，还有苏格兰籍的摄影旅行家汤姆生(John Thomson，1837–1921)，他在马雅各牧师的邀约之下，在南台湾进行为期两周的旅行，雇请苦力搬运笨重的摄影器材，为后世留下的珍贵的台湾风景与原民影像，他也曾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发表在福尔摩沙的旅行经验。

欧美系人士之外，日本人也来了。1870年代这个时间点，日本与清国之间签订了所谓「日清修好条规」与通商章程，约定互设使馆，并准许商民彼此来往贸易，台湾在此时开放了淡水与安平，作为对日的贸易港。不过，最初台日之间并未开设直航路线，从日本必须经由香港或上海，才能辗转来台。

牡丹社事件前后，为了解台湾虚实，日本军方多次派员，频繁在清国沿海活动。像是1873年，外务省派遣留学清国的水野遵(1850–1900，日本领台后首任民政长官)来台，从淡水上陆调查北台湾，并与当时的陆军少佐桦山资纪(1837–1922，日本领台后的首任总督)等人合流，一同赴苏澳考察。

翌年，日本出兵前夕，水野作为海军通译官，先与桦山在打狗上陆，从枋寮、车城、府城一路北上淡水，待日军抵台，两人再度南下前往社寮周边，调查番社习俗与原汉关系。

19世纪开港前后的来台西人，一方面借重17世纪葡西荷人在台活动所留下的纪录，与清代的文献，来认识福尔摩沙这块土地；而另一方面，填补前述纪录因年代久远，与现下资讯所产生的落差，则仰赖在台的诸如传教士、洋行、各国领事馆等社群网络提供在地情报，与岛内的实地踏查来完成。

例如在接近尾声的剧情中，李仙得欲进入斯卡罗部落谈判，循的是百年前荷兰人上山的路线，但是沿途不断重绘反映汉番界现况的地图。尤其是当时不属于清国治下的番界，官方在开山抚番政策确立之前，对山地内部的情况，未能有足够的资讯供参，能给外人实质的协助相当有限。

剧中的美军与清军一旦进入番界，只有吃子弹的份。故西人通过实地的行旅，进行考察测绘，逐渐补白过往文献，对内山地带记载的不足。

而1860年代西人在台旅行，累积下来的图籍、文字书写，所产出的知识，后来也成了1870年代日方派员赴台，从事开战前军事侦察，或牡丹社出兵之际的重要参考材料，从中再建构有利外交甚至国策发展的台湾知识。

例如前述的水野遵与桦山资纪，在随军来台之旅中，所书写的《台湾征蕃记》与《台湾纪事》两部文本，不但是无疑是提供外务省与军方的重要日清关系情报，而文本中原民形象的描写，其后逐渐定著为日本人观看原民风习的视线。

此外，从张素玢教授的研究中也可以了解到，此时西人在台的旅行书写，所述及各种便利探险的注意/指引事项，诸如护照的申请、随行劳力与向导的雇用、船轿的移动方式(剧中的李仙经常有乘坐轿子与马匹的画面)、武力装备的携带、穿著如何舒适、给原住民带哪些伴手礼等，这些并非是旅记中必要的承载知识。

不过，随著日本人后脚进入台湾从事踏查，以及日后治台，所进行各种与政治高度连动的学术探险，日人所书写与发行以「须知」与「心得」为名的文本，逐渐扮演著现今如同旅行指南的角色，这种现象所呈显的，除了是探险经验的传承，亦是探险知识系统化的表征。

从更大框架的旅行文化来看，赴台西人的旅行经验，系为地理大发现以来，欧美旅人群体在亚非地区未知地域，从事探险、调查的延续，与近代西方殖民及帝国主义扩张的脚步俱进，而日本则是维新以降，积极学习欧美这种带著帝国主义视线的旅行风气，并更积极的将探险相关的「须知」与「心得」，建构为探险知识系统的一部分。

进入日治时代，交通网路的改善、山地的开发与观光业的推展，所谓的「探险须知」亦逐渐朝向「旅行案内」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