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经济与制度
序：本文凝聚我们对待现代世界全新的视角，通过对科技、经济与制度的全面解读，深入分析现代世界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只有读懂这篇文章，你才能对现在世界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本文的结论是大概率发生的事情，我们身处于历史之中，见证着历史，也书写着历史，同样也静静等待历史事件的发生。现在跟随着我们的视线，打开真实世界的大门，窥探未来的世界......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和彼得·豪伊特，以表彰他们对“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这一理论的阐释。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初理念，可追溯至上世纪初熊彼特所提出的破坏性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科技创新引领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全球亦迎来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持久的和平与繁荣。步入21世纪，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迅猛态势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太阳能、无人机、智能手机到宇宙飞船，这些科技成果将人们的视野从身边的环境拓展至世界各地，乃至遥远的外太空。人们的生活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即便睿智的预言家，在1925年时，恐怕也难以预见百年后的今日世界会呈现这般模样。这一切的背后，皆是科技赋予的全新生产力所带来的颠覆性变革。
然而，当下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科技发展增速趋缓，经济长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甚至出现了滞涨的迹象。回首往昔，制度优势的确对科技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未来是否还会延续这一发展轨迹呢？未来经济将如何发展？人类经济发展是否已趋近巅峰，开始显露出拐点的信号？怀揣着这些疑问，我们站在这些学术巨人的肩膀上，继续深入探寻科技、经济与制度之间的深层次关联。
一. 经济
我们先从经济开启这个故事。经济增长的动力源自生产端或消费端，这两种途径均可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基于此，不同国家形成了各异的经济发展模式。
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以生产为主导，中国便是典型代表；而有些国家则侧重于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美国堪称这方面的典型范例; 这两种模式截然不同。此外，还有一些小型经济体采用生产与消费均衡发展的模式，德国便是此类模式的代表。
经济，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换。每个人基于自身独特的需求与偏好，与他人换取不同的商品，这便是经济发展最初的模式，亦是经济发展的根基所在。从本质而言，经济体现为不同商品之间的流通与交换。后来，货币的诞生为经济发展增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货币，作为人们进行商品交换所需的媒介，其本身不具备任何内在价值，只是在政府的强制授权与认可下，才被赋予了价值意义。货币的介入，使得原本单纯的物物交换，演变成了“物品 - 货币 - 物品”这种更为复杂的交换形式。
在简单的以物易物交换模式中，商品的流通完全基于个人的偏好与需求，因而不存在通货膨胀的问题。然而，货币的加入，让这一交换模型变得更为庞大，却也更为脆弱。通货膨胀如同一座摇摆不定的时钟，不时地对经济发展造成侵扰。从本质上讲，货币的控制权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政府拥有合法的货币发行权，这使得它们更有动力利用货币来窃取商品的价值，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国民创造财富。所以，任何政府都存在着制造通货膨胀以获取财富的强烈动机。
我们简要的介绍了经济发展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商品 - 货币 - 商品”构建起复杂的交互模式，“个人 - 政府 - 个人”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这正是当前全球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棘手难题。追根溯源，各方之间的矛盾源于激励机制的差异。
对于个人而言，期望自己生产或购买的商品能契合其实际价值；而政府方面，则倾向于借助货币手段窃取部分交易商品的价值，扭曲部分商品的价格，以此合法地获取更多财富。这种与生俱来的矛盾，为经济发展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黄金，作为历史上公认的价值存储商品，其价格持续攀升，目前已突破4000美元，创下历史新高。
表格1呈现了2005年至2025年美国名义GDP与当年黄金价格的对比情况。我们通过计算当年GDP与当年年底黄金价格的比值，得出当年GDP可购买的黄金数量。
在处理数据时，我们剔除了一些干扰项。部分年份由于特殊原因，数据存在一定偏差。不过，仍能清晰看到，2005年美国当年GDP可购买293单位的黄金，而到2024年，这一数值骤降至122。由此可见，尽管美国GDP看似在以每年2 - 3%的低速增长，但剔除通胀因素后，实际购买力却在不断贬值。从2005年至2024年，真实购买力贬值幅度超过50%。倘若考虑到2025年黄金价格已突破4000美元这一情况，购买力贬值比例将更为惊人，必然突破80%，平均每年贬值约5.5%。
这便是美国经济的真实数据写照。过去二十年间，美国实际经济并未实现实质性增长，所谓的增长不过是数字表象，是美联储和财政部联手营造的美债数据与货币数据的假象。这，才是美国经济的真实面貌。
我们回归正题，继续深入探究经济的本质。经济发展的核心要义在于满足人类的需求。依据马斯洛的需求模型，人类的需求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如图1所示，从最基础的生理需求起始，依次递进到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直至最终的自我实现需求。
我们沿着这一需求模型的脉络来探讨经济发展，毕竟经济的根本宗旨便是契合人们的需求与偏好。生理需求所涉及的是食物、水等维系生存的最基本物质，这构成了农业社会的根基，亦是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诸如柴米油盐之类。安全需求涵盖健康、保障、医疗等方面，国家为此构建了医院等相关设施。归属需求体现为亲密关系，包含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以及交友等，由此催生出旅游、婚恋等各类需求市场。尊重需求则涉及认知需求、审美需求等，进而构建起高等教育的市场需求。而自我实现需求关乎每个人独特的偏好和兴趣，例如极限运动、登山等，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相应的市场。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在于满足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各类需求，进而构建起一个庞大的市场体系。然而，需求并非完全自由地释放，它还受到社会道德、宗教等因素的约束，部分人类需求因此受到限制。若要彻底释放需求，就必须冲破社会道德的枷锁，释放人类作为生物所具有的本能天性，从而催生出新的需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科技能够赋能需求端，创造新的需求与市场，进而推动经济发展。在探讨经济发展问题时，我们首先需要分析市场属性，判断当前市场属于增量市场还是存量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换，因此人口数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整体经济的发展走向。
目前，世界人口已突破80亿，仍处于缓慢增长态势。但在西方国家，甚至许多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却持续减少。由此可见，我们已然来到地球人口的转折点，即将迎来从增量市场向存量市场的转变。
存量市场属于竞争性市场，竞争的关键在于产品的质量与价格。当前，全球正处于去产能阶段，经济发展速度自然放缓，全球经济势必陷入名义上低速增长、实际上萎缩的困境。
二．科技
关于科技，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已进行过诸多探讨，涉及科技与资本的关联、科技未来的发展走向等内容。在本文中，我们将着重聚焦科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
前文曾提及，科技发展的本质在于创造新的需求。新需求的出现会催生新的市场，进而带来新的经济增长。诸如智能手机、无人机、运动相机等，均是科技催生新需求的例证，它们满足了人们社交方面的功能需求，背后对应的正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尊重需求。过去四十年来，科技彻底重塑了人们的生活，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如今，人工智能成为新的科技增长点，接替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成为人们新的需求领域。
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重大贡献在于剖析了科技创新与制度之间的深层次联系，即自由的、自下而上的制度有助于科技的创新发展。事实的确如此，在过去的四十年间，无数发明专利得以诞生，大量学术论文相继发表，人类尽情享受着科技带来的时代变革。
然而，科技创新离不开投资的支撑,接下来，我们从投资视角对科技创新展开分析。前文提到，科技创新既需要自由的制度环境，更需要资金的有力支持。鉴于现代社会已基本满足人类的基础需求，只能通过创造新需求来推动经济发展，因此科技成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
科技是时间积累与不断试错的成果，任何一项科技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成千上万次的实验。而且，参与研究的人员越多，试错的机会就越多，成功的概率也就越大。这正是著名的摩尔定律的本质所在。正是因为无数人对摩尔定律深信不疑，才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合力，共同推动了摩尔定律的实现。此外，任何科技创新都需要时间，试错本身就是时间沉淀的结果。同时，科技创新还需要资金支持，没有资金，研究人员难以维持生活，而实验本身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所以，科技创新注定是时间和资金的函数。通过创新，对未来进行投资，从而赚取未来的财富，这便是科技创新的本质。
科技创新离不开资本的支持，而资本从何而来，成为了困扰科技创新的一大难题。国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获取创新所需的资本，一是刺激个人投资，二是政府亲自参与，通过货币调控来引导投资。下面，我们先从个人层面进行分析。
政府借助税率政策来鼓励创新。当前，各国普遍实行累进税制，即收入越高，税率越高，不同国家的最高税率在30%至80%之间浮动。这一税制主要针对劳动者，任何合法从事劳动或雇佣活动的人都需遵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球平均资本利得税仅为15%。无论是通过股市投资，还是其他投资方式获得收益，投资者只需缴纳15%的资本利得税。相较于超过50%的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明显偏低。
许多资本拥有者更倾向于通过投资来积累财富。即便投资失败，原本他们也需将近35%的资金用于缴纳税款，如今只是自行承担投资失败的风险。换个角度看，这笔钱原本就并非完全归个人所有，现在他们有机会自主选择投资，以获取更多财富。相反，若不进行投资，政府可能会通过其他税率制度将这笔钱收缴，并代为投资。正是这种鼓励投资的税率制度，激发了资本拥有者投资科技、布局未来的动力。
反之，我们换个视角来看，像新加坡、中国香港这类小型经济体，累进税率较低，平均约为25%，资本利得税同样在15%左右。这实际上是政府从侧面鼓励人们投身劳动、安心打工，而不鼓励投资。因此，这些地方被称为“打工人”的天堂。然而，在以科技为主导的未来经济发展格局中，这样的政策环境显然不利于孕育新的创新企业。
税率是政府运用政策手段激励个人投资的举措，而在政府的诸多调控工具中，“货币”堪称最为关键的利器。如前文所述，货币既被政府用作变相汲取商品价值的手段，同时也是激励投资的重要工具，在现代社会，信用货币的这两种属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金本位制度下，货币与黄金挂钩，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政府利用货币操纵以窃取商品价值的行为形成了制约。然而，信用货币完全脱离了实物锚定，其货币政策的制定主要依据国家信用主权。那么，究竟什么是国家信用主权呢？官方给出的解释涉及国家经济规模、发展状况等多个方面。但实际上，最为核心的要素唯有一点，即“军事力量是否强大”。只要一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便能享有较高的国家信用主权；而那些军事力量薄弱的国家，只能通过结盟的方式，获取军事强国的安全庇护，进而获得一定的信用主权。
回顾上个世纪，伊拉克和利比亚曾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实现了国家经济的繁荣。然而，由于军事力量不足，这两个国家最终未能在国际舞台上保持优势，逐渐走向平庸。由此可见，国家信用主权的本质实则是“强权主义”的体现。政府常常通过发行新货币，使现有货币贬值，从而达到变相窃取民众财富的目的。
在诸多经济调控手段中，“利率”堪称最为关键的方式之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联储经历了一段痛苦的通货膨胀时期，高利率状态持续了将近十五年之久。此后，美联储总结经验教训，将通胀率控制在“2%”设定为目标，以此向市场传递信心。一旦通胀率偏离这一目标数值，美联储便会采取加息或降息的举措进行调整。
如同摩尔定律促使社会所有经济参与者形成共同奋斗目标、凝聚合力一样，美联储以通胀率“2%”为目标，也让各方参与者朝着这一方向共同努力，最终推动该目标的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高利率会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它会抑制个人的投资意愿，使得人们更倾向于将资金存入银行以获取稳定财富。这与现代经济发展模式——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背道而驰。因此，对于任何总统候选人而言，都会竭尽全力维持低利率，甚至期望进入负利率时代。回顾历史，那些因通胀引发高利率的时期，总统最终都面临下台且无法连任的结局。
由此可见，低利率不仅是政府的选择，更是老百姓的意愿。相较于财富实际价值的缩水，老百姓更乐意看到财富在名义上有所增长。正因为低利率符合从政府到民众所有人的利益，所以政府更倾向于长期维持低利率的经济环境。
低利率看似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宛如美丽的幻影，但实际上它存在一个致命的缺陷，即投资回报率的下滑。简单来讲，当前美联储维持的利率在1%左右，这意味着只要投资收益率高于1%，该投资项目就容易获得资金的垂青。众多投资人，甚至银行，在这种情况下会放松对项目的审核与评估标准，对许多明显存在问题的项目进行投资。
此外，部分项目虽在短期内收益颇为可观，然而很多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超过10年，即便如此，大量资金仍不加甄别地投入这类项目，这无疑会增加项目后期的风险。毕竟投资是一次性的行为，而回报却是按年逐步实现的。实际上，不少项目在获得一次性投资后，并未将资金合理用于项目建设，而是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将资金据为己有，最终导致无数项目烂尾。
在低利率时代，银行更倾向于引导资金投入资金需求大、项目规模大的项目。毕竟银行主要通过赚取息差盈利，在息差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扩大资金投放规模来获取利润。因此，银行会优先选择资金规模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的项目进行投资。
任何经济发展都具有周期性，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特征，也是政府利用“货币”手段变相汲取商品价值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当银行遭遇通货膨胀或高利率时期，必然会面临更为严峻的压力。最终我们会看到，许多银行在高利率时代不得不申请破产，这是经济规律作用下的必然结局。
不可否认，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科技创新。然而，与成功案例所带来的经济收益相比，那些被浪费的资金和资源所造成的后果更为可怖。科技创新本就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据统计，真正的创新成功率不足10%。试图用10%成功创新所创造的经济收益来弥补90%资金损失的风险，显然并非明智之举。
再者，科技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需要在未来持续拓展，难以即时显现成效；而损失的90%资金却是即刻发生的，毕竟资金已然投入。最终我们会发现，其间存在一个时间差：新科技经济尚未成熟并收回成本，资金却早已提前投入。为了填补这一差距，政府最终借助债券来弥补这段空档期的资金缺口，以平衡自身的资产负债表。这一循环往复的游戏持续不断地运作着。
目前，美国国债规模已突破38万亿美元，且仍在持续攀升。全球总债务规模更是高达33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340%。我们仿佛置身于债务的泡沫之中，加速前行。
实际上，真正的解决之道在于重新定义货币，维持高利率，引导更多资金流向优质项目。美联储需要探寻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仅将通胀率维持在2%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低利率时代会积累更多的债务，科技发展的前景也远不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乐观。美联储除了关注通胀指标、失业率等核心数据外，更应重视美国的债务风险。唯有如此，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否则，经济系统性崩溃的那一天将加速到来。
然而，这种解决方法显然难以被政府接纳，任何总统候选人都难以承担如此后果，民众也不会对此表示赞同。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终有结束之时，债务迟早要清算。终有一日，新的力量会拒绝偿还任何债务，届时或许只能通过革命和战争的方式推翻现有的经济体系，重建新的经济秩序和世界格局，而这便是我们即将面临的现实。
三．制度
最后，我们来探讨制度的影响。此次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贡献在于深入剖析了制度对科技发展的促进作用。简而言之，制度的确对科技发展大有裨益，这在过去两百多年的西方世界已得到印证。我们所讨论的制度，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自下而上的创新结构，另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创新结构。这两种创新结构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政治体系，前者对应西方的民主制度，后者对应专政制度。
科技的发展离不开创新的动力，而这需要赋予民众最大限度的自由。在中世纪，科学发展极为缓慢，民众只能通过耕种来获取财富、维持生计。科学对于他们而言，是有钱人或生活无忧的贵族的“专属游戏”。因此，那时的科学发展举步维艰，即便诞生了某种具有颠覆性的新技术，也会面临与宗教和掌权者的利益冲突。直到文艺复兴之后，以科技为主要生产力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形成，科学才得以如脱缰之马般迅猛发展。
正如前文提及的马斯洛需求模型所揭示的，当人们满足了基本的生存需求后，便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尊重和自我实现。而科技创新无疑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绝佳途径。此外，现代社会提升了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地位，给予他们更多的尊重，这吸引了无数人投身于科技创新的事业。
自下而上的创新结构，最大程度地激发了民众的创新热情，为他们提供了实现个人价值的渠道，这便是所谓的“美国梦”。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民众更有动力投身于创新工作之中。
与之相反，自上而下的创新结构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以中国大飞机、核武器的发展为例，这些成果皆是自上而下统筹规划的结晶。采用这种创新模式，要求计划者具备高瞻远瞩的卓越远见。并且，通常需要其他国家已有成功的产品作为参照，才能够通过计划实现创新。毕竟，计划者难以对尚未出现的产品进行精准规划，他们无法预知新产品的具体模样，所以更多时候是站在追赶模仿者的角度来制定计划。
实际上，创新既需要自上而下的统筹协调，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自由发挥。作为科技领域的后来者，借助自上而下的计划协调能够实现尽快的追赶与超越。然而，一旦自身走到科技的最前沿，计划便难以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必须全力调动民众的积极性，方能推动科技向纵深发展。
同样，科技创新需要不断试错和实验，显然，人口基数越大越具有优势。但随着全球人口数量逐渐萎缩，科技未来的发展速度必然会有所减缓。高昂的试错成本，会削弱许多人创新的动力与热情。可以预见，未来科技发展的步伐将呈现出趋缓的态势。
此外，科技创新离不开民众的热忱投入。唯有当人们衣食无忧时，才会萌生出创新的动力。反之，若人们为生计所困，便只能汲汲于眼前的利益，将全部精力用于解决温饱问题。这正是西方社会在过去四十年间推行高社会福利政策的根本缘由。
同时，科技的发展需要和平安稳的环境作为支撑。在战乱年代，人们忙于保全自身安危，很难将心思聚焦于科技创新与发展之上。因此，西方世界渴望和平，因为和平能够为科技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这便是困扰现代经济发展的核心所在，即科技、经济与制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它们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同时还受到政府、民众等多方力量的综合影响，使得现有的经济体系愈发脆弱。
我们心怀美好的期许，期盼世界更加和平，期望科技更加先进，能够攻克生老病死等医学难题；我们希冀人人享有自由，拥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我满怀憧憬……然而，这些美好愿景或许只能停留在我们对未来的理想叙事之中；现实却是，我们的财富在不断缩水。美联储的每一次降息、每一次国债的发行、每一次货币供应量（M2）的投放，都在导致现有货币贬值。我们看似一切都呈现出美好景象，退休账户的资金在缓慢增长，但其实际购买力却在悄然下降……
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更多，比如提高利率、削减无谓的投资、提升货币价值。但显然，这与民众和政府的理念背道而驰。我们需要有责任感的政府，更需要有智慧的民众。然而实际上，超过90%的民众缺乏远见卓识，总统更是不负责任，为了一己私利继续这场击鼓传花的游戏。
最终，等待我们的将是最后的市场接力者，以及那位有勇气、有胆识、有力量的革命者。他们将带领新一代人民，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消除所有债务，重启经济，开启全新的纪元。
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科技、经济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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