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憶 150 年前的煙囪男孩——何往作息合宜的生活？

今年二月十一日，英國紀念一人的忌辰一百五十週年。這人不算歷史上的偉人，但因為他的逝去，推動社會改變。他是佐治．布士打（George Brewster），離世時只有十一歲。

佐治是一名清掃煙囪的工人，一八七五年二月十一日，他在一所精神病院清理煙囪期間，被困在煙囪內。有人意圖拯救，過程中要拉下煙囪的外壁，佐治連帶也被拉下，不久身亡。

與佐治一樣從事清掃煙囪的男孩為數不少，被稱為「攀爬男孩」（climbing boy），社會也視之為問題，一八四零年，英國已立法禁止聘用兒童清掃煙囪，但無法禁絕。佐治之死引來巨大迴響，經傳媒報道，消息傳至第七任沙芙貝利伯爵（Earl of Shaftesbury）安東尼．艾殊利古柏（Anthony Ashley-Cooper）耳中，他決意改變。同年九月，伯爵推動議會通過法案，明令禁止兒童作為攀爬男孩，從事危險工作。

佐治帶來的效應未停止，社會同時關注其他行業中童工冒險的狀況，包括採礦、工廠、農耕等。一八七六年，有設立強制教育的倡議。四年後，教育條例問世，規定五至十歲的兒童就學，稱為小學教育（elementary education）。任何人僱用不足十歲，或不足十三歲而未完成小學教育者，即屬違法，將受懲處。以今日的標準來看，保護兒童的力度仍不足，但在當時已邁進一大步。

佐治的往事本來亦如煙灰消散，幸得業餘歷史學家祖安娜．赫臣（Joanna Hudson）發掘史料，並向劍橋市為佐治申請載列當地名人的「藍牌匾」（blue plaque），令足以被世人遺忘的故事重見天日，應當紀念的事跡獲得注視。一百五十年前的如煙往事在現今有何意義？昔日佐治鴻毛般的生命喚起社會保護兒童的性命，先不說目前尚有地區兒童生存權未得保障，發達地區的兒童即使「性命」得保，「生命」仍遭輕視。譬如香港、臺灣、韓國等東亞地區，學童屢屢被催逼讀書，目的不在於令他們具備獨立人格、發揮人類意義，而是在社會認可的績效階梯往上爬，簡言之就是今日讀好書，將來搵好工，謹此而已。政府、學校、老師、家長，大多認可這想法，成為系統性壓逼的各個部分，當中有覺醒者並不認同，反而要力挽狂瀾，既容讓小童處身社會，又避免他們遭受大勢的輾壓，抵禦洪流於一線。國際機構訂定的各項「兒童權利」和「兒童健康生活」，能辦到的有多少人？甚麼每天至少玩樂一小時、每天做中等強度運動至少三十分鐘，不是空談，就是神話。工業化年代，人類始覺兒童性命重要；後工業化年代，人類有否進步至兼且重視兒童生命，亦即他們的全人發展、人之所以為人的條件？

有兒童因為學業埋沒健康生活，成人也不遑多讓。工作令人得以餬口，延續性命，但能否真正活出人類的本質，則另當別論。時至今日，仍普遍認可一日大部分時間投放於工作是必須，理所當然的，於是人整副心思也貫注於工作，別無其他。「工作」的定義可以討論，目前較多人認同的是「藉以換取酬勞的活動」，在人力市場上，大多數情況下必須付出頗多時間才能換取酬勞。工作旨在獲取支持生活的收入，而竟然要放棄大部分的生活時間來工作，才換得生活。社會目前狀況如此，不易改變，這是實然；以為理所當然，不加反省，不求生活品質和作為人的超越，就是漠視應然問題。勞工問題也是如何看待生命的問題，佐治之死有價值，在於為英國兒童響起喪鐘，令英國人驚覺再不遏止僱用童工，將有更多殉職的攀爬男孩。現今大部分勞工雖未直接因工身故，但淪為如機器運作，活出真正人性的不知有幾分之幾。人活得不像人，本質上與喪命差別不大。適逢人工智能勢將取代大量人類的工作，人類再走下一步，理應思考工作的性質、在人生的比重等問題。

英國清掃煙囪公會主席韋羅臣（Lawson Wight）說︰「理解這段歷史、理解不懈的政治訴求和一件悲劇如何造就我們享有更好生活，非常重要。現在每一個煙囪清掃員都有沉厚的思慮，追憶往昔眾多煙囪曾經由攀爬男孩清掃。」（It’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y and how tireless political campaigning and a tragic event have changed all of our lives for the better. Every modern sweep will have found it a sobering thought that many of the chimneys they sweep were once worked by climbing boys.）十九世紀的英國人難以想像男童可免於危險工作，全憑力爭；現在我們也未及想像改革後成人和兒童的生活模態如何，立足於人類合理的生活，堅持下去，或許某日歷史也可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