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报告之言外另传】|语意模糊的「结果」：浅谈施政报告中「以结果为目标」的语法偏颇

          近年来，「以结果为目标」成为政府施政报告中的高频词汇，强调政策执行应注重成效，而非仅停留于过程。然而，这一表述看似合理，实则隐含语意模糊的问题，甚至可能成为掩盖施政失误的修辞工具。「以结果为目标」这五个字看似简单直接，却在语法结构与语意传达上，隐含著值得深思的权力话术。当我们将这个短语置于语言分析的显微镜下，会发现其语法上的被动性与语意上的模糊性，恰与当代公共治理应有的透明、参与和问责精神形成微妙对立。
          从语法角度拆解，「以结果为目标」采用「以…为…」的古典汉语结构，这种表达在现代汉语中已显陈旧。更关键的是，整个短语缺乏明确的主语——究竟是「谁」以结果为目标？是政府部门、公务员团队、市民大众，还是抽象意义上的「施政」本身？这种主语缺失的结构，在语言学上创造了一种「语法被动性」，使得行动主体隐没于背景之中，而「结果」这个概念则被推到前景，成为唯一值得关注的对象。这种语法安排不著痕迹地转移了公众对政策制定过程的注意力，将复杂的治理问题简化为单纯的绩效追求。
          从公共行政理论看，真正的结果导向应建基于「公共价值管理」框架，强调公民参与共同创造价值。哈佛大学Mark Moore教授提出的「公共价值」概念指出，政府绩效应由市民而非官员定义。然而「以结果为目标」的官方表述，却缺乏机制让市民参与界定何谓「好结果」。在近年香港的政策实践中，这种缺失尤为明显——当「结果」的标准由行政系统单方面设定时，即使达成所有KPI，也可能与市民真实需求脱节。例如在房屋政策中，「增加供应量」作为结果指标，可能掩盖了单位面积缩小、居住环境恶化等实质问题。
          进一步分析，「以结果为目标」中的「结果」一词存在严重的语意模糊。在政策评估领域，「结果」本应与「产出」明确区分：前者指政策对社会产生的实际影响与改变，后者则仅指政府提供的服务或完成的项目。然而在施政报告的语境中，「结果」往往被操作化为易于量化的指标（如工程完成数量、拨款发放速度、房屋落成数量等），而非政策对市民生活质素的真实改善。（社会贫富差距愈来愈大，生存的竞争状况令人担忧，就连中产阶层的居住环境也愈趋下降，而普罗百姓居住环境更是紧迫）。所以说，这种语意上的偷换，使得「结果导向」沦为数字游戏，公众利益被简化为统计报表上的曲线图。当「兴建10,0000个公屋单位」成为「结果」本身，而非「改善市民居住条件」这一真实目标的手段时，政策评估就已本末倒置。
       「以结果为目标」作为政治修辞，其危险性在于它创造了一种「绩效正当性」的话语体系。当政府不断强调「结果」，实质是将复杂的公共价值判断简化为可测量的技术问题。重复出现的「结果」话语，正在重塑香港社会对「良好治理」的认知框架——市民逐渐接受以效率取代公平、以数字取代质感、以交付取代参与的评价标准。这种话语建构的吊诡之处在于，它表面上强调客观绩效，实质却使政策目标的设定过程（即「什么才算是好结果」这一政治问题）免于公众审视。
      「以结果为目标」的语法被动性，还体现在其对责任归属的模糊处理。中文「以…为…」结构却天然缺乏行动主体。这种语言特性使得问责变得困难——当结果未如理想时，责任该由谁承担？在近年香港多项引发争议的政策中，如防疫措施（如果你在2019新冠被感染确诊，你会对整个医疗体系有深的体会，尤其是你被孤立在寒冬霖雨的急诊室外......）、土地开发、房屋落成延期、邮轮码头规划不完备以及迟迟未能确立和执行的“网约的士”服务等，我们恰恰看到「集体负责」最终变成「无人负责」的现象。语法上的主语缺失，与现实中的责任模糊，形成了微妙的互文关系。当政府强调「结果」却未厘清责任归属时，容易形成「有功则领、有过则诿」的文化。若政策失败，决策者可归咎于「外部因素」或「执行不力」，而非自身规划缺失；反之，若政策成功，则全数归功于上层指导。这种模糊的责任划分，使公众难以有效监督政府，亦降低官员改进施政的动机。  
         在语用学层面，「以结果为目标」已成为一种「冻结隐喻」——因过度使用而失去原有形象性的修辞。当这短语在施政报告中反复出现，它不再激发对政策本质的思考，反而成为一种思维停止术。当「结果导向」成为不加反思的口号时，它实际上限制了我们想像其他治理模式的可能性——例如过程导向、参与导向或权利导向的施政范式。
         解构「以结果为目标」的话语，并非否定绩效管理的重要性，而是呼吁对治理语言保持批判距离。健康的公共讨论需要更丰富的词汇来评价政府表现——包括透明度、包容性、回应性等多元维度。唯有当我们警惕话语中的权力痕迹，才能避免在追求「结果」的过程中，失落了民主治理最珍贵的过程正义与公共价值。
         最后，「以结果为目标」的表述虽具激励作用，但其语意模糊性可能掩盖施政缺陷，甚至助长短视与卸责文化。政府若真心追求良政善治，便不应满足于口号式宣示，而应以具体、可衡量的目标取代空泛的「结果」，并接受公众检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以成效为本」的施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