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之言外另傳】|語意模糊的「結果」：淺談施政報告中「以結果為目標」的語法偏頗

          近年來，「以結果為目標」成為政府施政報告中的高頻詞彙，強調政策執行應注重成效，而非僅停留於過程。然而，這一表述看似合理，實則隱含語意模糊的問題，甚至可能成為掩蓋施政失誤的修辭工具。「以結果為目標」這五個字看似簡單直接，卻在語法結構與語意傳達上，隱含著值得深思的權力話術。當我們將這個短語置於語言分析的顯微鏡下，會發現其語法上的被動性與語意上的模糊性，恰與當代公共治理應有的透明、參與和問責精神形成微妙對立。
          從語法角度拆解，「以結果為目標」採用「以…為…」的古典漢語結構，這種表達在現代漢語中已顯陳舊。更關鍵的是，整個短語缺乏明確的主語——究竟是「誰」以結果為目標？是政府部門、公務員團隊、市民大眾，還是抽象意義上的「施政」本身？這種主語缺失的結構，在語言學上創造了一種「語法被動性」，使得行動主體隱沒於背景之中，而「結果」這個概念則被推到前景，成為唯一值得關注的對象。這種語法安排不著痕跡地轉移了公眾對政策制定過程的注意力，將複雜的治理問題簡化為單純的績效追求。
          從公共行政理論看，真正的結果導向應建基於「公共價值管理」框架，強調公民參與共同創造價值。哈佛大學Mark Moore教授提出的「公共價值」概念指出，政府績效應由市民而非官員定義。然而「以結果為目標」的官方表述，卻缺乏機制讓市民參與界定何謂「好結果」。在近年香港的政策實踐中，這種缺失尤為明顯——當「結果」的標準由行政系統單方面設定時，即使達成所有KPI，也可能與市民真實需求脫節。例如在房屋政策中，「增加供應量」作為結果指標，可能掩蓋了單位面積縮小、居住環境惡化等實質問題。
          進一步分析，「以結果為目標」中的「結果」一詞存在嚴重的語意模糊。在政策評估領域，「結果」本應與「產出」明確區分：前者指政策對社會產生的實際影響與改變，後者則僅指政府提供的服務或完成的項目。然而在施政報告的語境中，「結果」往往被操作化為易於量化的指標（如工程完成數量、撥款發放速度、房屋落成數量等），而非政策對市民生活質素的真實改善。（社會貧富差距愈來愈大，生存的競爭狀況令人擔憂，就連中產階層的居住環境也愈趨下降，而普羅百姓居住環境更是緊迫）。所以說，這種語意上的偷換，使得「結果導向」淪為數字遊戲，公眾利益被簡化為統計報表上的曲線圖。當「興建10,0000個公屋單位」成為「結果」本身，而非「改善市民居住條件」這一真實目標的手段時，政策評估就已本末倒置。
       「以結果為目標」作為政治修辭，其危險性在於它創造了一種「績效正當性」的話語體系。當政府不斷強調「結果」，實質是將複雜的公共價值判斷簡化為可測量的技術問題。重複出現的「結果」話語，正在重塑香港社會對「良好治理」的認知框架——市民逐漸接受以效率取代公平、以數字取代質感、以交付取代參與的評價標準。這種話語建構的弔詭之處在於，它表面上強調客觀績效，實質卻使政策目標的設定過程（即「什麼才算是好結果」這一政治問題）免於公眾審視。
      「以結果為目標」的語法被動性，還體現在其對責任歸屬的模糊處理。中文「以…為…」結構卻天然缺乏行動主體。這種語言特性使得問責變得困難——當結果未如理想時，責任該由誰承擔？在近年香港多項引發爭議的政策中，如防疫措施（如果你在2019新冠被感染確診，你會對整個醫療體系有深的體會，尤其是你被孤立在寒冬霖雨的急診室外......）、土地開發、房屋落成延期、郵輪碼頭規劃不完備以及遲遲未能確立和執行的“網約的士”服務等，我們恰恰看到「集體負責」最終變成「無人負責」的現象。語法上的主語缺失，與現實中的責任模糊，形成了微妙的互文關係。當政府強調「結果」卻未釐清責任歸屬時，容易形成「有功則領、有過則諉」的文化。若政策失敗，決策者可歸咎於「外部因素」或「執行不力」，而非自身規劃缺失；反之，若政策成功，則全數歸功於上層指導。這種模糊的責任劃分，使公眾難以有效監督政府，亦降低官員改進施政的動機。  
         在語用學層面，「以結果為目標」已成為一種「凍結隱喻」——因過度使用而失去原有形象性的修辭。當這短語在施政報告中反覆出現，它不再激發對政策本質的思考，反而成為一種思維停止術。當「結果導向」成為不加反思的口號時，它實際上限制了我們想像其他治理模式的可能性——例如過程導向、參與導向或權利導向的施政範式。
         解構「以結果為目標」的話語，並非否定績效管理的重要性，而是呼籲對治理語言保持批判距離。健康的公共討論需要更豐富的詞彙來評價政府表現——包括透明度、包容性、回應性等多元維度。唯有當我們警惕話語中的權力痕跡，才能避免在追求「結果」的過程中，失落了民主治理最珍貴的過程正義與公共價值。
         最後，「以結果為目標」的表述雖具激勵作用，但其語意模糊性可能掩蓋施政缺陷，甚至助長短視與卸責文化。政府若真心追求良政善治，便不應滿足於口號式宣示，而應以具體、可衡量的目標取代空泛的「結果」，並接受公眾檢驗。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以成效為本」的施政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