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跌至 86 ——國際談幸福

三月二十日，《世界幸福報告》發表，排列全球 143 個國家及地區二零二一至二三年的幸福指數。除了大眾最易關心的排名外，報告還臚列統計數據和分析，供人思量甚麼因素令人感幸福或不幸。藉此機會，我們反省幸福為何物，本文從「幸福與幸福感」、「個人與社會」、幸福感與滿足感」三方面，談論這話題。

報告在引言申明調查方法︰蓋洛普（Gallup）調查公司以沿用它慣用的「簡特利指標」（Cantril Scale），請受訪者回答問題，回應他們對所在地六大因素的看法，包括人均國家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社會支持、健康預期壽命、自由、慷慨，以及社會廉潔。報告強調調查所得分數是依據受訪者評估個人的生活狀況，而不一定是事實的全貌，這正正說明「幸福」與「幸福感」是兩回事。

按一般理解，幸福相對客觀，要具備某些條件才算幸福，例如身體健康、三餐不憂、人身安全得保障、家庭和睦等。相反而言，活在戰亂中、經常捱飢抵餓、居無定所、與人關係破裂等，難言幸福。幸福感則沒有客觀標準，屬個人感覺，有人忙裡偷閑，嘗到街邊小食，就獲得幸福感；有人豪擲一筆，暢遊常人不能到訪的地域，享受帝皇級待遇，會獲得幸福感；有人樂得清閒，伴侶子女圍在一起，又獲得幸福感。全部因人而異，某人的幸福感未必適用於另一人。然而，很多自問追尋幸福的人，容易混淆幸福與幸福感，具體表現是自覺追求幸福條件，實乃把某條件與個人幸福感掛鈎，亦即認定若要感到幸福，必要滿足某項條件，甚至築成一條想像的「幸福鏈」，例如︰「我自小家貧，家庭不睦，若居住環境改善，可以帶來幸福，因此我要居住環境理想，也因此我要買樓，也因此我要賺快錢……」

上述理想的居住環境、自置物業、迅速賺錢等，在一般情況下是容易帶來幸福感的條件，但終究這是帶來「幸福感」，而非全然客觀、放諸四海皆準的「幸福」，因此受社會風潮影響、不問情由地追尋那些條件，最終不一定換來實在的幸福，還要付上代價，好些人甚至在獲得條件時，發現所承擔的代價完全抵消幸福感，禍福到頭一場空。究竟某項條件能否為自己帶來幸福，自己是否該當力求達致某項條件，值得每個人深思。

按上文對幸福與幸福感的區分，有人可以建立「幸福全屬個人領受，與客觀條件無關」的論述，此說對於個人心性建立，有其崇高可貴之處，就像深受佛教思想影響的梁啟超，也曾勉勵年輕人「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然而這又容易成為掌握公權力者的遁辭，本來他們應當努力締造宜居環境，足以令人謀求幸福。若推託至幸福與否，全憑主觀，甚至個人修為，與一切外在條件無關，則把公僕俾使大眾安居樂業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才膽敢講「每日乘長途車上班是洗滌心靈。」「蝸居一隅有助增進家庭關係。」大言不慚。亦因幸福感與客觀環境有一定關聯，報告才把人均國家生產總值（反映經濟條件）、健康預期壽命（反映地區醫療狀況）、社會廉潔（反映社會是否公義）、自由（這項毋須多說，香港人極瞭解）列為衡量幸福感的指標。

遇上這種推卸責任，甚至視人如草芥的政體，最懂投機的華人就是想移民，研究「潤學」，然則香港在本調查中位列 86，當地人或許要考慮遷往首四名的北歐國家，或第五位以色列。報告顯示二零二一至二三年的幸福感，不知去年冬季發生哈馬斯恐佈襲擊後，以色列人的評分有何變動，正正顯示令人幸福的社會環境之可遇不可求。就像存在主義者所說，人被拋擲於世上，無一人能選擇出生地和年代，就是恰巧此時此地，生於世上，渺滄海之一粟之際，如何活下去，處於社會中，是不論方今自問幸福與否都要學懂的事。

如此就值得借鑒於正面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的理論，該學派主張人若要活得自在，就要避免追尋快樂（happiness），專指直接令個人愉悅的事，就是上文提及「幸福的條件」，這些容易受個人無從控制的條件所左右；反而要多追尋實現生命意義的事物，包括個人成長、助人、心境平靜，這些則個人有所掌握。這明顯受東方思想影響，就如道家，莊子強調無所待，即不受客觀條件控制，才是逍遙。佛教也主張擺脫對世間轉瞬即逝事物的執迷。今日再談幸福，並不旨在脫離現實，但求修心養性，辟穀飲露，而是我們的城市各項排名屢屢下跌，跋前躓後有如窒息，還有一批在假日北上南下，來回折返，好像時間和金錢花掉，就兌換成快樂，甚至說成取得幸福感。艱難時刻，固然要取樂，值得自問的是我們所樂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