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學歷仍是重要？

某大機構突然降低新員工的入職要求，令大眾嘩然，恰巧有電視台訪問應徵者（並不一定是未來僱員），該名應徵者的對答方式引來部分人取笑，又旁生一個談論焦點。在常識並不平常的年代，所幸的是懂得嘩然、懂得感到可笑也算表現具備常識。機構招聘，所要求的學歷並非胡亂訂立，背後有充分理由維持。

首先要釐清我們活在制度之中，人運用制度力求解決問題，但無可避免有漏洞。制度有大小之分，大的包括國際秩序、政治制度、全國的法律、地區的法律等，小的包括社區管理機制、營商的規限和習慣，甚至鄰里對社區秩序的共識。據國史大師錢穆所言，制度就是人應對當時的問題，而建立起一套辦事的機制。機構聘請員工就會落入社會的制度之中——在勞工市場中找有意者、以合乎法律和社會規範的方式聘請等。制度並不可能杜絕所有獨特個案引致的問題，只能合理地推斷可解決大部分將會遇上的問題，即是按目前狀況，某種招聘制度會較大可能、合理可行地延攬機構欲得之才，而不可能精準地判斷任何一個應徵者的能力。制度設置者會考慮訂立甚麼準則，會有較大機會聘用合適的人，定下學歷要求是常見的做法。有人說高學歷也有敗類、工作上的白痴，低學歷也有具備才幹的人，也有些人沒有證書以證學歷，但多年刻苦自學，學養可能比蒐集文憑卻不拿起書本認真讀的人來得好。這些都是事實的一部分，但以此推翻以學歷作為入職條件，則忽略招聘制度中講求實效這一重要部分。機構無法在短時間內審核應徵者的學問深淺，只能沿用「較大可能、合理可行」的選拔方法來聘請。

以學歷作為聘任標準之一，有兩大理據︰學歷反映文化水平；學歷反映人生概況。當然這重「反映」仍是一定程度，一如上述，不可能完全應付所有情況。

先講文化水平，隋唐以來，華夏文明以科舉考選官員，科舉的內容好一部分是寫詩，以西方人、現代人實用主義的角度來看，匪夷所思。然而此等考選官吏制度之設立，旨在擢拔文化水平最高者。以隋唐時期來說，當時文化水平最高的人寫得好詩，注意考選的標準是精通寫詩，不只是寫出每句字數相等、偶數句押韻、平仄合乎詩律的文字而已。隋唐的統治集團假定以詩賦取仕能選拔通曉文墨、思考精準、素有修養的人，再作下一階段的篩選；現代的僱主作相類的假定，不論所定最低學歷如何，都是認為屆滿該學歷者，普遍具有應付工作的能力，足以處理、學懂工作所需。

若學歷是反映文化水平的指標，為何有時機構會指明「本地中學畢業」、「文憑試成績若干水平」、「會考五科合格」？此時在英美接受中等和進階教育的人，只要沒有上述本地學歷，也或者被拒諸門外。英美教育可謂當今世上頂尖，連國家領導人也趨之若鶩，紛紛送子女負笈海外，反觀外地人來到香港應徵某些工作，竟被一個豆腐膶文憑試壓服。這是考慮工作涉及與同儕、客戶相處，要擁有相類文化背景，同時可預期他具備知識以外的特質。一人若取得會考五科合格，可推想他基本能處理份內事（學生時期能應付學業），年輕時期在香港常住，與同事顧客有共同背景、共同語言，較易處理受委託的事。這是由學歷推斷獲取學歷的過程，該過程也是一段人生歷程，再估計該歷程俾使應徵者何等特質。因此文化背景並不重要的職業，較少要求應徵者具備本地學歷，經常與本地人打交道的職位，再高的海外學歷也未必吃香。

在舊年代，有一位在會考取得九個 A 的醫生朋友說︰「通過香港高考入讀大學的人學問未必非常好，但忍耐力一定足夠。」這正是僱主，甚至處於勞工制度上位者考慮的事，懂得忍耐刨書考試，將來應該能夠抵受人力市場的煎熬，這就是香港公開考試制度長年鍛造的勞工特質。現在文首提及的大機構驟降入職要求，是否把人民從資本主義的壓榨中「解放」出來？但我奉勸本地的大機構要具備「看齊意識」，因為祖國的相類大機構，考選時要求入職者具備大專學歷，通過公務員試，身份的確立、執行職務的權力也受學歷和入職途徑影響。畢竟方今六合平安，由治入興，又沒有移民潮，要找些學歷頗能示人的，並不困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