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義的誘惑

「我知道這世界我無處容身，只是，你憑甚麼審判我的靈魂？」著名的存在主義文學作品《異鄉人》中的主角在法庭審判時如此說道。

九七後的一代人是失落的，被問「幾時拍拖呀？」、「幾時結婚呀？」、「依家搵幾多錢人工一個月？」蘇軾其中一首《定風波》道：「試問嶺南應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在科技不發達的古代，被投閒置散或在都市裡無心睡眠的文人墨客，總可以如陶淵明般隱居田園，數點梅花天地心，讀書之樂在於不求甚解也。但在大數據年代，就無可能再「安心出行」了，因為臉書這個老大哥使用演算法令人陷入虎穴龍潭，令人不能自拔。

幾時拍拖、幾時結婚、搵幾多錢，與你何干？本來就不相干。我們從母親體內來到這個世上，本無一物。但塵埃自染，你耐得它何麼？自以為在數億同伴的競爭之中戰勝歸來，孕成生命，卻來到一個「上帝已死」的世界。尼采這句說話的意思可不在否定上帝以及創世主的概念，而是擔心人類在世俗主義以及人文主義的時代失去了作為人的意義，然而，他的惡夢卻已成真了。

道路是崎嶇的，前途是光明的。二零一九年一聲「香港人加油！」、「撤回！」為我們送上變革香港的呼聲。為身陷抑鬱症的筆者以及筆者身邊的朋友，送來了人生意義。共同為香港及同伴作戰的浪漫實在香港古今所未有，可謂之為此數年間的抑壓的爆發。「年少多好，頑劣見好，不甘安於封建制度裡，迷信上街真理會達到。旗幟高舉，群眾聲討，不惜犧牲一切去上訴，權貴的想法太俗套。」社會運動的本義從來不再運動目標本身，而在參與運動的群眾本身。「人民群眾」這個字於共產黨而言，實在用得太好了。要求撤回《送中條例》只是表徵，內裡根深柢固的是吾輩的失落感。

雖然運動在二零二零年香港政府推行所謂《國家安全法》以後愔然落幕，然而歷史仍是現在進行式。筆者沒有能力為歷史下妄下判斷。在二零二零年源起自新型冠狀市的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時，社會運動鳴金收兵，「偉大、光明、正確」的國安法指定法官「依法」對暴徒判處監禁，以昭示新香港的秩序及它所定義的「公義」；蘇俄的指定法官烏爾里希（Vasiliy Ulrik）也是「依法」對史達林的政敵進行審判並處之以死的；納粹德國也是「依法」屠殺集中營裡的猶太人。

浪漫主義最大的意義是在於自我賦予意義，但是並不真實；虛無主義最大的意義在於自我陶醉，卻不浪漫；存在主義是真實而且是浪漫的，但是最痛苦的也是存在主義本身。尼采說世俗主義與人文主義無法取代基督宗教對於人類靈性的作用，在於相信宗教的永恆性質以及無可取代的精神寄托。現代人認為上帝及宗教是可笑的，連登仔會問「邊間教會？」令人莞爾一笑，正如雙門洞的成智勳說「我不信耶穌的。」一樣，宗教在現代是變得荒謬的。但不代表現代社會沒有宗教，追求語錄式的愛情、賺取無意義的金錢、滿足無止境的性慾等等，都是新興的宗教。這些沒有經過思考與反抗荒謬的人生注定是徒勞，是無意義的。因為這樣是否定了人類生存的本質與形式。

筆者並非否定心理治癒師的專業，但是每當問「我做人的意義是甚麼？」的時候，他們總會回覆「我也不知道，你要自己去找。」這聽上去很勵志，人依靠自己的力能創造一切。但是這種論調卻否定了思想爆炸就如宇宙大爆炸般，是講求靈感啟示的。在三千大千世界的宇宙之中以人力尋求所有事情的意義，這可能嗎？當世俗主義抽空一切意義，只追求貼實的感覺，那麼就不會有笛卡兒對人類存在形式的迷思，「我思考所以我存在」的邏輯：因為我思考，所以我確認我的存在是切實的。「意義」與「希望」分別構成了人對過去以及未來的定性。當科技極權及政治極權，運用一切可見及不可見的方法，否定青年生而為人的意義，消滅青年對未來的希望，那麼，人間煉獄就是如此形成的。雖然偶爾會有邱吉爾似的英雄出來臨危勒馬、力挽狂瀾，但試想像人類沒有自我修復的能力，世界可會變成甚麼模樣？

存在主義講求「真實的感覺」，因此異鄉人的主角因為感到熾熱而開槍殺死阿拉伯，在個人情感層面上是可以被同情的。為了革命而甘願身肩重負上前行刺滿清親王的汪精衛是情操高尚的革命家，而不是「孤狼式的恐怖主義襲擊」。但是人生不能只被「革命」所定義，也沒有人需要這樣做。在二零一九年「重拾人生」的香港青年，在新型冠狀市肺炎的政治劇目以及「愛國者治港」的表忠棟篤笑下，就再度失去了人生，在肉體上，在精神上。監牢以外的人，原本用以依靠為生命意義的社會運動早已在此消失殆盡。

在轉折的過程之中是痛苦的，尋求意義也是痛苦的。虛無主義能夠為人追尋浪漫而且真實的「感覺」，但這是痛苦的，因為這些感覺是短暫的。短暫的感覺消失了，就尋求另一種「真實」的感覺，周而復始，陷入了佛家所說的無限輪迴之中。「寧作飛灰，不作浮塵。舉投熊熊烈火，光盡而滅。不伴寂寂朽木，默默同腐。寧為耀目繁星，迸發萬丈光芒。不羨永恆星體，悠悠沉睡終古。」可是在無盡的宇宙之中，是沒有時間概念的，這已經是永恆。在這個時候，我選擇在無盡的虛無之中以及生命投降主義的逆流之下，向天高聲誦讀聖法蘭西斯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