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报告之言外另传】| 为何垃圾征费政策在香港实行不了

香港垃圾收费政策历经近二十年讨论，最终被无限期搁置，确实反映了复杂的结构性问题。这并非单纯的「政策不合时宜」或「居民习性不改」这种非黑即白的因素所能解释，而是一系列政策设计、社会现实、经济环境和配套准备不足等多重困境交织下的结果。

以下将从几个核心面向深入分析为何这项政策在香港难以实行：

一、 政策规划与执行面的根本缺陷

政策的失败，首先源于其设计与香港的现实严重脱节。

· 摇摆不定的政策目标：这项政策在「经济诱因」（透过收费鼓励减废）、「末端处理」（为焚化炉铺路）和「强制分类」等不同模式间摇摆，缺乏清晰、连贯的战略核心。导致公众难以理解政策的真正目的，感觉只是「为收费而收费」。
· 「离地」的设计与宣传：政策细节被批评为脱离市民日常生活。例如，有官员建议市民将「锯开的地拖棍」放入指定垃圾袋，此言论被广泛嘲讽为不了解基层市民的实际困境。这种「离地」感严重削弱了政策的公信力与说服力。
· 复杂的执行机制：政策将大量的执行责任与成本转嫁给物业管理公司和大厦业主，导致前线人员（如清洁工、保安）需要面对与居民的潜在冲突，却缺乏清晰的指引和足够的支援。谁来监督、如何执法，始终模糊不清。

二、 香港独特的社会与居住现实

香港的高度发达，并未为垃圾收费提供便利条件，反而构成了独特的障碍。

· 极度狭小的居住空间：香港人均居住面积远小于台北、首尔等已实施垃圾收费的城市。大多数家庭根本没有空间摆放多个垃圾桶进行源头分类。要求他们在㓥房、纳米楼内妥善分类储存垃圾，在实践上极其困难。
· 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香港长期以来以 convenience（便利）为主导的生活模式，市民习惯将所有废物弃置于楼层的垃圾房或街边的垃圾桶。「先行先试」计划也显示，即使有收费，七成受访居民表示弃置垃圾量没有改变，反映改变数十年的习惯需要极长时间，而非一蹴可几。
· 「双重征费」的观感：许多市民认为，他们已透过差饷支付了垃圾收集和处理的费用，新政策无异于「双重征费」，在心理上难以接受，觉得不公平。

三、 经济环境与成本考量

政策的推出时机与经济影响，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 增加民生与营商成本：在经济下行、百物腾贵的压力下，垃圾收费被视为一项新增的沉重负担。对餐饮、零售等行业而言，每月可能增加数千至过万港元的成本，他们担心这会削弱竞争力，或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 不合时宜的推出时机：政府最终以「社会未有充分准备」及「经济充满挑战」为由搁置计划。这正说明了在经济不景气时期，推行会直接增加民众开支的政策，极易引发强烈反弹，政治风险极高。

四、 配套设施与社会支持不足

任何强制性政策的成功，都依赖于完备的配套和坚实的社会共识，而这两点恰恰是香港最缺乏的。

· 回收设施不足且不便：虽然「绿在区区」等社区回收点在扩展，但其覆盖面、便利性和处理能力仍远远未能满足全港需求。当分类回收比直接丢弃垃圾困难和费时得多时，政策的说服力便大打折扣。
· 执行链条充满漏洞：清洁工人担心工作量暴增，并要承担「前线警察」的角色，容易与居民产生摩擦。他们可能因怕麻烦而选择不严格执法，导致「有法不依」的现象，使政策形同虚设。
· 环保意识未真正内化：尽管有宣传，但整体社会的减废回收文化仍未成熟。政策被普遍视为一种「惩罚性」措施，而非共建美好环境的「共同责任」。缺乏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共识，是政策无法扎根的根本原因。

结论

总而言之，香港垃圾收费的困境，是一个「系统性失灵」的典型案例。它揭示了在一个高度发达但社会结构复杂、生活空间逼仄、正面对经济挑战的国际都市中，推行一项触及每个人日常习惯的经济性环保政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其核心教训在于：一项公共政策的成功，不仅取决于其目标是否正确，更取决于其实现路径是否贴近社会现实，以及政府是否具备引导社会形成共识、并构建起强大执行支撑体系的能力。 香港的例子表明，当政策设计「离地」、配套准备不足、社会共识薄弱，再加上不利的经济环境，即使政策初衷良好，也注定举步维艰。这不仅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整个社会需要共同反思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