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初期的法国，为何不战而降：我读莱丁《盛会不歇》的部分篇章

纳粹统治时期，作为战争协力者的法国维琪政权

二战初期，纳粹德国以所谓的「闪电战」(Lightning War)，在西欧战场取得惊人的胜利。

继波兰、丹麦，与荷比卢陆续沦陷之后，希特勒成功避开英法联军对东边的军事布署，突破马奇诺防线(Maginot Line)进入法国。1940年6月14日，德军直取巴黎，法国仅短短39日就全境陷落，期间并未有任何抵抗。

沦陷后的法国，由一战英雄贝当元帅(Philippe Pétain)，与德义签署停战协定，并将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迁往中部的温泉度假胜地维琪(Vichy)，成立专制政体的「法兰西国」(État français，1940–1944)，取代普法战后所成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根据停战协定，法境(不包括殖民地)被划分成「占领区」与「非占领区」，前者由德军直接统治，占全法五分之三的领土；后者则为不包括大西洋沿岸的法国南半部，名义上由维琪政府统治；此外，东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则改由义大利管辖。

二战期间，维琪政府成为轴心阵营的战争协力(wartime collaboration)政权。那么，问题来了，当时的法国，为何不战而降？

记者出身的英国作家莱丁(Alan Riding)，以十多章的篇幅所架构而成的专书《盛会不歇》(And the Show Went On : Cultural Life in Nazi-Occupied Paris)，讲述了维琪法国时代，即使在纳粹统治下，仍然舞照跳，戏照看，艺文与消费活动与战前不遑多让的巴黎城市生活，细致且复杂的多角面向。莱丁在书里曾略为提及，当年法国不战而降，所牵涉错综的政经问题，与思想文化理路。

脆弱的第三共和宪政与民主议会体制，面临战后重建困境难有作为

普法战后，以抵制拿破仑三世称帝的中央集权体制，所建构的第三共和宪政，与民主议会的模式，由法国的下议院决定总理的人选，而总统的权力则为之弱化。且内阁经常由多党联合组成，执政团队内部经常为了掌控主导权而争吵不休。战间期的法国，在二十多年间，就经历了34次的内阁更迭，少有内阁能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即便由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政府，也难以正常运作。

短命的执政内阁，也使法国在一战后的经济重建工作，与因应1930年代，被全球大萧条所波及的经济困境，更加无力与悲剧，比其他欧洲国家，法国持续了更长的不景气状态。1936年，法国政府决定放手一搏，采取无限制的法郎宽松政策，但工业生产力却不升反降，甚至加剧通膨。错误的财政，加剧了法国社会与经济的动荡不安，重整军备的脚步也落后于其他国家。

而法国在一战后的低生育率，与大量接纳波兰、义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外国人口移入，是同时期接受移民最多的欧洲国家，尤其是犹太裔的移民，高密度的挤居于巴黎东边的城区，对法国的保守派而言，格外刺目，排外的偏见更形升高。

各种激进意识形态相互较劲，人也必须在其间选边站

进一步的从思想文化层面来看，一战后法国面临的困境，更危及法国人原本对政治思想原创性的自豪感，也就是民主的信念。内阁的更替频繁，权力的真空状态，助长了激进分子的活跃，他们相信，只有激进的新政权，才能引领法国脱困。民主，对法国人而言，只是众多的选项之一，而且是最没有吸引力的选项，反倒是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反犹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等激进的意识形态，相互争鸣。

像是极右翼团体殴打左派份子、袭击犹太人的情事屡见不鲜；拉丁区的索邦大学，多数学生憧憬墨索里尼统治的义大利，支持法西斯主义；大学院校不是已被右派掌握，且公开反犹，就是学院里存在左右派的斗争，与共党组织的操控。

时代并不温柔，当时自诩进步的青年，都必须在激进的激进意识形态之间做出抉择。像是战后打著左派社会主义的旗号，成为法国总统的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1916–1996)，就曾投入极右派团体发动的陈抗示威；艺术家和作家，受到来自莫斯科和柏林意识形态风潮所鼓动，普遍抱持应该在相互敌对的阵营择一加入，试图占有一席之地。

媒体助长德苏极权国家的认知作战，和平主义气氛浓厚

当时法国的报章杂志，也是各种思想与政治立场抢麦的言论空间。亲俄或亲德的报刊，背后多有柏林与莫斯科当局下指导棋，透过KOL的声量，试图影响法国人的政治态度，也就是现今所谓的「认知作战」；当然也有立场支持内阁，作为执政喉舌的媒体。由各种政治光谱所组成既复杂又脆弱的联合内阁，经常在施政上无法达成共识，将意识形态的斗争，摆在最前面。

极端意识形态的激流之外，一战的杀戮，惨烈的战争记忆，也让法国知识界与政坛，弥漫一股和平主义的气息。

1935年，法国对墨索里尼对衣索比亚的侵略，毫无谴责；次年，希特勒违反凡尔赛合约，进入莱茵不设防区，两年后，德奥合并，法方也毫无作为。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也被德国并吞，巴黎的舆论仍普遍抱持，希特勒是可以被安抚的信念。

1939年，巴黎仍盛大举办艾菲尔铁塔开业五十周年庆祝活动，夜总会照推新节目，剧院、影院依旧满席，化装舞会也依然奢华。

阁僚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与全法弥漫和平主义的气氛，使政府面对战争的阴影迫近，既无意识，也无法整顿军备。一位年轻的坦克司令官，他是战后也担任过总统的戴高乐(Charles André Joseph Marie de Gaulle，1890–1970)，曾疾呼政府新设陆军装甲师，但是孤掌难鸣。

对德宣战之后仍未积极备战，不知为何而战

当德苏签完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大举入侵波兰之后，法国政府这才惊讶到掉了下巴，终于跟进英国的脚步对德宣战，开始进行动员。孩童从都会区疏散至乡间；人民争相抢买防毒面具；地铁站已准备作为防空避难所；影剧等表演场所暂时关闭。

虽然政府开始下令解散共产党，并监控法境内的外籍共党成员，但是并未限制法西斯团体的活动，甚至对亲德立场的报导也未有动作。德法交战已无可避免，法国人却极度自欺，选择相信官方声称法军战力无虞的说法。

波兰的沦陷，使法国稍微拉紧动员与备战之弓弦，却因双方交战之初，未有发生大规模冲突，也就是所谓的「假战」(Phoney War)，而走向松懈。巴黎社会又逐渐恢复璀璨富丽的艺文娱乐生活，丝毫看不出有应战的准备。

被动员至前线，担任气象兵的哲学家沙特(Jean-Paul Charles Aymard Sartre，1905–1980)，曾说过：

我们为何而战呢？

知识人普遍没有战争的危机意识，认为英法联军，战无不胜，德国才不会突破马奇诺防线入侵，还会因自身的经济问题而崩溃，且英法有事，美国迟早会参战，苏俄也不会袖手旁观。

当希特勒以闪电战横扫西欧，法军的防御迅速土崩瓦解，战斗力远不如普法战争与一战时期。左派作家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1869–1951)，当时正在北非旅行，对法国的沦陷失望透顶，曾在日记里靠北，法国人有许多迷人的优点，但也蠢到无可救药，轻率大意、安于现状与散漫怠惰，让法国付出惨痛的代价。

出任维琪政府总理一职的贝当，向全法人民发表电台演说，解释德法停战协定的签署的意义：

这个失败是我们散漫的结果。正是那种好逸恶劳的心理，破坏了人们从前牺牲奉献的精神带来的成果。

他语重心长地暗示，国家的失败，其实就是法国人自业自得的结果。二战期间成为纳粹协力的维琪政权，是法国历史上的耻辱与伤痛，所谓的「维琪政府症候群」(Le syndrome de Vichy)，一直二战后的法国，难以面对的战争记忆。

如果，台湾面临敌国的威胁，战争阴影从来没有远离过，新闻台与报纸，不是旺旺仙贝就是联合重工，都在为某种意识形态涂抹脂粉；而网路的认知作战，拉黑真相又弄假成真，也很少被民众当一回事，然后呢？

历史常常以惊人且相似面貌再现，但是，台湾应该不会有维琪这样的政权，而是不会再有任何独立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