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开明专制的好处
梁启超于一九零六年，认为清政府应实行开明专制，[1]要求君主思想开明，治国时考虑国民利益而非自身利益。因为他游历美洲后，发现共和民主政体需要高教育、民主质素的国民支持，但中国国民知识水平不足，而且当时社会的施政机关未整备，故难以即时实行民主政体。因此，他提出开明专制之目的是为了培育国民的民主质素，建立民主国家的制度基础，同时保持社会稳定，才可过渡至民主政体。本文将分析推行开明专制之两大好处，包括教育和社会两方面。
一、国民教育
首先，当时的国民素质未能即时实行民主政体。当时世界最有代表性的两种民主政体，都是属于议会政治。这两种民主政体要求国民和政党具有一定的教育水平、独立思考的能力，才能有效地运作。[2]梁启超视英国的立宪政体为典范，「立宪政体」即是以法治国的政体。[3]他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君主立宪。然而，中国当时属于「智幼稚之国宜用开明专制」之时期，[4]缺乏以民智作为民主政体的基础。国民长期生活在帝制下，缺乏了西方的民主意识，中国的民主素质较低，无法参与议会政治。另外，当时国民较为愚昧，容易受政客摆布，沦为野心家的工具，出现「众愚政治」。[5]因此，梁启超深明中国不具备立即实行君主立宪的条件，[6]认为必须先以开明专制作政体上的过渡，以加速改善社会教育水平，使人民普遍具备议政与参政的能力。
接著，开明专制的其中一个著眼点是「重视开民之智」，[7]民智是民主的基石，需要长期的培育。梁启超指出开民智的「民」指是士绅阶级和学堂内的学生，前者为开绅智，后者为开民智。[8] 开民智的思想，是为了培养菁英人才，以改变国家之命运。当中的「智」可分为两种知识份子，[9]一为「艺才」，指他们拥有某些技艺，如开矿、造路等科学的技能，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第二种的知识份子称为「政才」，他们拥有政治学的知识，能够策划治国之方针，而使民富国强。因此，梁启超提出的「智」已不单单是学习八股文之传统。民智是当时中国走向民主政体的重要元素，启迪民智普遍受到各方支持，包括改革派和革命派。例如，孙中山于一九零五提出「三段式革命」，当中的「训政阶段」强调以党治国，对国民实行民主训练，这与梁启超的「开民智」不论在理念上与时间上都有相同之处。[10]
再者，梁启超认为国民应养成「转私为公」的德性。以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杨朱所提出「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思想，[11]中国人普遍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梁启超认为必须要提升人民的民主素质。梁启超提出「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厉国耻」，强调「新民」在社会的力量，以及中国需要建立民权思想。[12]故此，梁启超提出透过教育可以加强他们的公民意识，把自己的权利化成国家的权利，将「自利」转化为「公利」，关心社会、政治。国民要对国家有责任感，继而主动地行使民权以达至强国。[13]事实上，设立议院制度的原则也是国民「转私为公」，[14]讲求国民参与及议论政治。梁启超提出的国民德性恰恰与议会制度的民主思想具有相似之处，所以培育国民之德，恰恰能够有助建立起国家的议会制度。在开明专制的过渡中，推行教育以改善中国内部民智未开的问题，有助国民更有效地参与政治，最后才可实行君主立宪。
二、社会稳定
首先，梁启超认为「社会之进步恒在平和时代也」，[15]唯有在稳定的社会，国家才能有效发展。梁启超希望以君王的力量来改变政治体制，以开明专制作为建立君主立宪的基础。首先，梁启超认为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帝制王朝，如果要立即实行共和宪制，必然导致革命发生。然而，革命的结果未必得共和，反而可能招致得继续政体专制。[16]梁启超质疑在革命之后，革命者未必有能力即时重建国家、建设民主共和政体。[17]当时晚清政权已经风雨飘摇，受尽内忧外患，亦面对列强瓜分。事实上，革命将满清推翻而又没有足够强大的政权出现，就是辛亥革命并不彻底，才会出现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民国军阀等问题，让社会更纷乱，出现历史倒退。在动荡社会下，加强建立社会建设、培育国民民主素质都绝不可能，更何况是政制改革。
其次，开明专政是较好的过渡方法。中国政体没有自治的经验，实行共和立宪可能引致风险。梁启超发现美洲的共和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其共和制度与联邦体系有密切关系，加上当地国民教育水平较高与经济发达，可是中国社会都没有以上要素，故难以实行。而且，中国尚未能行君主立宪的理由，一是上文提及的人民水平不足，二是施政机关不整备。例如，当时中国没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机关，议会的制度并不完善，中国传统的官府制度过渡至西方民主政体的制度需时，不宜过于急速而使官员乃至人民无法适应。而清廷于一九零五年发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诏令，当中包括推广新式教育、颁布地方自治等。虽然清政府从未真正实行开明专制，但也逐步推出了较开明的政策。环观当下情况，梁启超的开明专制合乎当时中国国情，以保持社会稳定的方法实行，重点于渐进式教育和改革。只可惜是最后清朝设立皇室内阁，失去民心，招致灭亡，否则开明专政可算是一条不错的出路。
[1] 梁启超指出「凡专制者，以所专制之主体的利益为标准，谓之野蛮专制；以所专制之客体利益为标准，谓之开明专制。」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 文集之十七》(北京: 中华书局，1989)，页91。
[2] 王家会:〈论梁启超君主立宪思想及其两重性〉，载《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第 11 期(2007 年)，页143。
[3]高力克: 〈宪政与民主:梁启超的政体与国体理论〉，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第142期(2014年)，页45。
[4] 同注1。
[5]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页50-53。
[6] 李国忠:〈从开明专制、 训政到新式独裁 ———兼论近现代中国对宪政民主路径的采择〉，载《社会科学战线》第 4 期(2004 年)，页224。
[7] 周福振: 〈改良派与革命派关于开明专制与自由的争论 ———以《新民丛报》与《民报》的争论为考察物件〉，载《太原大学学报》第1 期(2015年)，页4。
[8] 孙承希:《戊戌变法时期之时务报》（台湾:国立师范大学硕士论文，1998年），页 51。
[9] 梁启超的人才观分成艺才与政才。张灏著，崔志海、葛夫平译:《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江苏: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页66-68。
[10] 同注6，页222。
[11] 梁启超:〈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饮冰室文集点校(第二集)》(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695。
[12]梁启超，〈新民说〉，《梁启超全集(第三卷)》，页 657。
[13] 同注7。
[14] 桂宏诚:《中华民国立宪理论与 1947 年的宪政选择》(台北: 秀威资讯，2008年)，页83-84。
[15] 同注1。
[16] 原文:「今日中国，故号称专制君主国也，于此而欲易以共和立宪制，则必先以革命。然革命绝非能得共和，而反以得专制。」梁启超，〈开明专制论〉，《梁启超全集(第五卷)》，页 1470。
[17] 同注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