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书评｜重构文学史观：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现代中国文学史》成书之时，正值文学革命时期，当时文学界出现骛外与执古两派，对于文学发展各执一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钱基博希望重新建构文学史，重构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学术理念。此书是第一本以「现代」一词为名的中国文学史书，当中的篇幅分为古文学与今文学，今文学部分为多，包括新民体、逻辑文、白话文。书中强调文学发展必先梳理其源流，再反思当时文学发展的方向，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追悼。

作者把历代文学分为四代，包括上古、中古、近古、近代，当中又分「古」、「今」文学两大编。有趣的是，两者篇幅比例之悬殊，内容多为倾向古文学，约三百多页。书名「现代」一词的运用相当有趣，虽写现代文学，却以「魏晋文」的王闿运为首，似乎与现代文学不相关。同时，作者褒扬古文学，包括被批评至体无完肤的八股文。他崇古的理据是甚么呢？为何在以现代为名的书中，竟花大量篇幅论述古文学呢？

作者把现代文学史与古代文学史一并论述，使人重新思考新旧文学之间的界线。文学发展不以历史朝代作为分界，新文学也不以民国建立而一日突然形成，而是一个逐渐沉积而成的过程。当时主流思想以新文学为主，普遍反对旧文学、文言文。文学革命是反古文学，学习西方理论，建构新文学。然而，这衍生了许多问题，古文学与新文学两者是否必然有冲突呢？两者是否对立而且完全割裂呢？为何发展新文学的同时，必须压抑古文学？作者对此进行反思，认为新旧文学两者不可断裂，继而指出「现代文学者，近代文学之所酦酵也。近代文学者，又历古文学之所积渐也」。[1]作者不把古文学视为新文学的对立面，强调文学史的「通变」。作者认同焦循「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看法，[2]现代文学是古文学的演化与延续，并非根本性的推翻。书中大篇幅地论述古文学，以追本溯源的方法，回答当时文学发展的重大问题。这使人们重新思考文学源流，以及新旧文学的关系。这突破了新文学派所垄断的「正宗」文学史观，反而给予论述文学史时更多可能性。

此书不仅从文学层面论述，也以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批评新文学背弃中国传统。新旧文学之争，只是当时新文化运动其中一面。当时，共和时代出现，新思想的冲击随之而来，主流意见把传统文化挤出历史舞台。知识分子高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3]以西方模式来改造中国，盼兴一国之民，却忘了语言是文化根本。在新旧文化、政治形态的斗争中，甚至凌驾了新旧文学之争，使传统文化进一步被边缘化呢？文学变革是否应有限度？全盘反传统又是否合理呢？凡此种种，是当时知识分子必然遇到的问题。作者也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他重视文化本位，强调国学传统。因此，在文学发展方面，他指出「穷其源，将竟其流，爰述历古文学家为编首」，[4]也是对传统文化一种梳理的方法。

面对如斯困境，作者直呼此书是「现代文人之忏悔录」，呼吁知识份子应反省新文化运动对文明秩序的破坏。他指摘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而引严复之言—「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5]指出传统文化秩序的重要性。作者写下「维新维新，中国人许多涕泪」，[6]反映此书超越了文学层面的论述，就如古文学的殒落恰恰折射了传统文化秩序的瓦解。作者作为现代文人，面对传统文化逐渐消逝，顿感徬徨。其实，这是叛逆新潮流之书。在众人热烈地提倡新文学时，作者与群众保持距离，点出了文学革命之流弊。这使读者反思在文学、文化改革时，需冷静看待新思潮，从新旧思想中取得平衡。

此书以新古文学、传统文化等方面，说明文学发展不可过急，亦要顾及文学源流，应该执古御今，避免文化失根。这些都是书中可取之处，时至今天，仍值得深思。可是，书中亦有错漏、缺失之处，有待商榷。

此书提出文学史贵乎「客观科学」，客观地记录事实。他批评胡适在其〈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过于抑古扬今、欠缺理据，充满成见，实为「史之所大忌」，并非文学史。[7]问题是，如何才能真正地实践「客观科学」呢？钱基博又有没有实践「客观科学」呢？每一种文学史论述也有其局限性，文学理论本身就不是科学，并没有绝对真理。文学史始终由人所书写，其研究的角度、方法、选材等等，也难免反映著某种的主观与价值判断。虽然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作者评论古文学部分则颇有洞见，内容中肯而详尽。不过，他在评论新文学时，也不能尽是客观。例如，对于鲁迅的评价不尽准确，竟指他「右倾」，令人质疑他没有阅读过鲁迅的作品，也不了解他思想上的倾向。反之，其评论似是拾人牙慧，抄袭他人批击鲁迅之言，却不加以筛选，实在不符合其文学史的宗旨。如此欠缺严谨的评论，受到不少人批评。当时有评价指：「钱先生以当时的观点对那些作家和作品进行了评价。从今天看，那些评价不尽全面和准确。」[8]他本希望不以情感喜恶为理论，偏偏自己也无法实现客观科学，终成为他笔下所批评的那个胡适。

此书有可取之处，在于钱基博带读者从主流基调里走出来，突破新思潮所设下的桎梏，反思文学发展的进程。书中虽有其缺失，也可警惕读者不要重滔覆辙，不以情感喜恶左右评价，时时警惕自己保持客观。这才可摆脱所谓「正宗」的主流思想与成见，真正认识文学史的大千世界。

[1]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2011版)，页30。

[2]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2011版)，页8。

[3]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胡适文存》，第1集，页728。

[4]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2011版)，页30。

[5]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2011版)，页441。

[6]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2011版)，页441。

[7]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2011版)，页4。

[8] 石声淮：〈校后记〉，载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1986版)，页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