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构建

中国社会的构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长期以来不论是史学家、社会学家都对这个议题进行过深入的剖析，但是深度不够。实际上，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启集权王国之路。到当下的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朝代更替，科技发展，但中国社会的构建从未改变，始终遵循着孔子的儒家思想。本文只是“中国社会构建”论文中的精髓部分，希望通过这篇文章，打开尘封两千多年的思想之门，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可行性的意见。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但是最核心的就是关于“孝”的思想。在孝经中提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强调的就是孝顺是道德的根本。此外，儒家思想确定了“孝”的最高道德地位，把它排在了“忠”之前。这就奠定了中国社会是以家庭为中心而构建的社会形态；其次排在第二位的才是“忠”，“忠”在儒家思想中的含义就是对国家的忠诚。所以中国自古以来，都是把“家”放在了最核心的价值观上，其次是国家；这种思想构建起中国社会形态，形成了中国的社会资本，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重点从四个方面详细介绍这种思想对社会、文化、结构的影响。

一．信任半径

由于中国人把“家”放在了价值观的最顶层，造成了中国人对家的信任是无条件的，一年一度的春节，无数游子不远万里归家，为的就是阖家团聚；之后才是对“国”的信任。而对社会其他机构、组织、甚至其他人，信任度极低。

“文革”是对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一次沉重打击，试图破坏传统的以“家”为中心的社会构建，取而代之的是个人的最高崇拜，扭曲了人性，造成了无数的悲剧；人民公社的时代，国家通过限制人口流动，构建公社，实施严格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家庭之间，公社内的成员之间建立起珍贵的信任关系。此后随着人民公社的瓦解，人口管制的解除，自由的流动，信任的半径再次缩小到以家庭为单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逐渐疏离，从合作开始转变为竞争，争夺有限的资源。而离我们最近的就是因为疫情之间的隔离政策， 再次凝聚了以社区为基础的社会单元，彼此之间信任有所增加，但随后又恢复了常态。

人口大规模的流动，降低了彼此之间信任的关系，促进了欺诈的行为。 之前，人口相对集中，一旦存在欺诈行为，个人很难在村子里立足，甚至整个家庭都会遭到村子其他成员的排挤。但是人口自由流动之后，降低了由欺诈所带来的人口排挤效应的成本；相反，收益却有所提高，这促进了欺诈的行为。不论是现在热烈讨论的“电诈”现象，还是“传销”等，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熟人开始的欺诈行为，就算被发现，他们还可以换个地方重新生活，所以很多人愿意通过这种方式赚取财富。正是由于社会缺少社区等小而多的信任团体，让人们被迫回归以家为单位的社会组织。

此外，中国人对国家的信任是被动的，始终把“国”置于“家”的价值观之后。 这种现象的结果就是“国”有不同的名字，朝代的更替不断，但是家庭始终未变；相反，我们邻国日本，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但是经过改良，日本人把“忠”置于“家”概念之上，对公司的忠诚，对国家的忠诚远远高于对家庭的孝道。这样的结果就是日本从古至今只有一个天皇，皇室从未改变，改变的只是不同的掌权者。日本人习惯了下班之后与社长、同事等一起聚餐，相互关爱，之后在返回家里。 这些都从侧面反映出日本人的价值观，即”忠“于”孝“之上。

西方国家与东方又完全不同，他们通过宗教构建了无数小的社会团体，彼此之间信任度极高。每周大家聚在一起，在教堂做祷告。共同的信仰形成了最高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居于首位，之后才是“家”的观念，最后才是“国”。

社会资本是社会最主要的财富，是几代人甚至几千年积累的成果。这种社会资本正是以信任关系所构建出的全社会的社会财富。正是出于这种关系，中国人自古就缺乏社会性的信任关系，这其中有文化的因素，更主要的是统治者特意为之的结果。这就衍生出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即国家安全。

二．国家安全

儒家思想把“孝”放在了最高价值观，高于对国家的“忠”。这就被迫让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要小心来自“家”的冲击。实际上，回顾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除了短暂的经历了蒙古族和满族的统治外，中国始终处于汉族的统治，华夏大地从来不曾有过外国人长久统治的历史。所以对于任何一位统治者而言，真正的敌人从来都不是外国人或外族人，真正的敌人正是来自汉族人自己内部的“家”。汉朝的刘氏、唐朝的李氏、宋朝的赵氏、明朝的朱氏、清朝的爱新觉罗，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只是统治者的姓氏变化而已，其余都未曾有过变化。这些姓氏正是来自汉族内部“家”的概念。

实际上，在中国统治者对百姓的信任度也很低。对于任何一位统治者而言，真正要预防的从来都不是外国人或外族人。如果想长久统治，他们真正需要防备的就是来自内部“姓氏”的家。这些姓氏一旦凝聚成规模，对任何统治者而言都是巨大的灾难。所以统治者必须打破这种“姓氏”带来的风险，才能实现长久的统治。只有规模众多，以小家为单位的单元才是最安全的结构。任何超过10万人以上规模的团体除非是国家组织，否则不可能允许民间存在这种规模的团体组织，不论是宗教团体、企业还是组织等。这就造成了家庭之间，不同姓氏，组织之间，企业之间相互信任极低；由于这些团体存在较高的信任度，很容易凝集成一股力量，威胁统治者的利益。

此外，我们也可以看出，南方以宗族为单位的结构长期都是统治者密切关注的团体。每次革命都是由南方发起，背后正是宗族为背景的组织。中国人长期把“家”放在“国”之前，为了保护自己家族的人，都会做出损害国家的事情；而对于宗族而言，他们更是把宗族的概念放在价值观的顶层，宗族之间建立起完整的信任关系，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对抗外界，甚至是国家；同样的，福建的妈祖文化也是基于当地人对妈祖的敬仰、崇拜而凝结成一个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远超过对法律甚至国家的尊重。正是这些原因，让革命的种子容易在信任度极强的宗族发展起来；相反，北方人缺乏相应的小规模社会组织，彼此之间的信任度极低，不容易发展革命。

而另外一个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就是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群体；他们非常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彼此之间的信任度会比社会人之间高很多。所以很容易产生“一传十，十传百”的影响效果。历史上，这群人都是走在革命的前列，成为社会更替的重要因素，例如“五四运动”等。所以需要有效的引导他们的思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

最重要的一个群体就是军人。军人之间由于特殊的关系，战友情确实是信任度非常高的一种关系。军队中需要的是绝对的服从，服从领导，服从首长的任何命令。而那些曾经一起上过战场，经历过生死的战友之间更是拥有绝对的信任。所以这个群体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同时也是最大的风险；古今中外，任何的政治变动，必然有军方的参与。所以必须时刻把军队处于国家机器的控制之下。

国家的稳定又衍生出经济发展的问题，这就是第三个重要议题，经济结构。

三．经济结构

信任是社会最主要的资本，在高信任度的区域，交易的成本被降到最低，欺诈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小于要为此所付出的成本。所以一般在高信任度的区域，经济发展比较快。

在当代的中国，南方人以宗族的模式，共同发展，族内人们之间相互信任，共同致富。不论是温州的炒房团，还是广东的宗族经济，都成为改革开放最先的受益者；相反，北方地区由于人们之间彼此信任度极低，很难形成规模的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北方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正是国企央企建立起大规模的团体经济模式，人们的生老病死都是由国企负责，因此彼此之间信任度上升，“大锅饭”也成就了东北的重工业。但是在市场经济下，北方人彼此之间的信任度被打破，相互之间的信任急剧下降，付出了沉重的社会代价，经济交易的成本急剧上升，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此外，任何超过10万人以上的企业必须被国有，这就造成了国企规模继续增大。而国企之间相互的交易因为信任的关系，交易成本降低，所以交易的频率和规模都很大。如同几个亲戚之间交易，一旦出事还有共同的长辈，爹妈可以主持公道，所以交易之间的成本很低；相反，民企与国企交易，相互之间的信任度就会下降，民企信任国企，更多的是对国家的信任，但是国企对民企的信任度就不高，所以需要契约合同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对双方进行约束。

即便如此，依然存在很大程度上的违约。所以，国企的领导更倾向于自己信任的民企进行交易，比如自己的家族企业或者关联企业等。其中的缘由也不难理解，既然与民企交易都存在风险，为何不与自己信任的交易对手交易呢？因此就产生了巨大的寻租市场；而民企之间的交易更是由于彼此之间的相互质疑，交易的成本显著增加，制约了双方交易的动力，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另外由于信任半径始终维持在以“家”为单位的结构中，造成了中国民营经济很难产生现代化的企业，更多的是以家族企业为主。对外人的不信任，让很多家族企业在最后”交班“之时依然优先选择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这种模式在整个华人企业中都比较普遍。但是“交班”就意味着利益的分配，企业在孩子之间进行利益的分配，最终的结果就是原来创建的企业被迫拆分不同规模的小企业，交给不同的孩子。这种模式的结果就是华人的企业很难持久维持两代、三代的持续发展的趋势。很多家族企业最终经过数次分拆之后，都由曾经辉煌一时的大企业，最终沦落为数个规模不同的小企业。

与之相反，作为对比，很多西方现代企业采取的经理人制度，把企业交付给有能力的人打理，避免了由于“交班”而造成的分拆，从而实现了可持续性的发展。奔驰、宝马、香奈儿等都是从家族企业起步，最终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成为当下知名公司。

同样，日本作为高信任度的国家，任何社会交易都建立在高信任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降低了交易的成本，限制了寻租的现象，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市场潜力得以充分的激发，经济自然会发展的快些。

四．社会阶级

基于儒家思想，中国社会从下至上分构建起了民、商、官、皇四个阶级。这种社会阶级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被中华儿女普遍接受。虽然西方的启蒙运动在一定程度冲击了中国传统的阶级架构，但是以商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始终还处于原本的位置，位于官与皇之后。中国社会虽然经历了数次变迁，但是这四个阶级却表现出相对的稳定。

当官的诱惑对任何中国人来说都是最具吸引力的，整个家族都会因此而为之自豪。实际上，这四个阶级之间的跨越已经越来越难。现代社会，民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成为商人阶级；但民与商想成为官却相对非常的难。

新中国的建立并未对原本的社会架构进行调整，依然维持着原本的阶级结构。这是因为阶级的稳定有助于政权的稳定，但是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公平的社会需要为任何人提供机会，实现阶级之间的跨越。而这种民、商、官、皇的社会阶级架构，阶级之间的跨越机会逐渐减少，社会呈现出固化的趋势。

而在西方，启蒙思想运动提高了原来商人阶级的利益，取代了原来贵族的利益，让商人有机会成为社会的领导者。实际上，正是这种阶级的变化，造就了民主的趋势，让有财富的商人可以通过资本影响选民的选票，最终成为社会的领导者。但是这种模式最终并未在中国发生，新中国继续维持着原本的阶级结构，只是对人员进行了部分的调整。

影响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本质上就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道德思想。通过世代的道德流传，维护社会的稳定性，降低阶级之间的流动， 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这正是历朝历代的皇帝均采用儒家思想治国的根本原因。21世纪，中国打开国门，互联网的普及，让人们有机会走出去，看出去，了解世界，更了解中国。模因正是通过世代的更替与改造得以丰富、发展。Z世代的年轻人，对世界更加的了解，世界的年轻人也逐渐趋同，相同的兴趣、流行、趋势等。Z世代势必对中国的文化带来新的冲击和影响。未来社会的建构将继续维持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同时融合西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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