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二十年发展展望
2024年，中国的发展正在向“极左”的道路上高速地前进。2022年底，习近平再次当选新的一任国家领导人，完成了对“习派”之外所有人的清理工作。可以说，目前在中国已经没有任何反对的力量可以与“习派”相抗衡，成为了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集“党、政、军”于一身的高度集权者。2023年，习近平开始了对派系内的清理工作。秦刚，李尚福的落马为这场清洗拉开了序幕。失去了外部的“敌人”，“习派”内部的斗争未来会成为主线，也会更加的剧烈。中国的命运齿轮也因为2022年的习近平的这场连任而彻底改变。未来中国的路在何方？发展方向如何？我们将重点关注两个时间点即2032年和2042年，从中寻找答案。
一．高度集权的中国
习近平展开的高度集权行动，虽然在任内可以给他带来最大的安全感。但是，也为他的后代留下了危机的伏笔。集权，最大限度的寻求安全感，通过各种方式，掌控重要的资源。从疫情期间搭建的大数据平台，铺天盖地的天眼系统，在到数字化人民币的推行，公务员体制的扩招；从老百姓到公务员，最大限度的掌握了每一个人的行踪。2023年夏天，李克强前总理的突然意外离世，又给整个官场增加了更多不安的因素。所有人都惶恐不安，这种寒颤效应效果明显，极大的威慑作用会让每个官员胆怯，社会不敢有任何反对的声音。
此外，第一个十年期内，对邓家，胡家人的打击也给自己留下了最大的隐患。一旦自己退休，这个位置交给谁成为目前困扰习近平最大的问题。坊间传闻“国母”彭丽媛会接替习近平掌管中国，这也是一个他可以考虑的选项。但是之后呢？2042年，彭丽媛之后谁又能掌舵中国，才能确保习的安全呢？也许他现在还未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很快这个问题就将进入他的思考范围。
集权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对经济资源的牢牢把握。中国长久以来施行的是供给型的经济政策，即生产更多的产品，除了满足国内消费市场之外，也可以输出全球，利用中国产片低价的优势，占领全球市场。 供给型的经济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投资驱动的增长。所以，过去的几十年我们看到了中国的M2数据持续狂奔，已经超过了300万亿人民币。这种供给型经济政策有两大优势：
1. 最大限度掌握经济发展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消费依靠的是老百姓的购买意愿，而供给型经济发展模式更多的依靠企业可以生产产品的数量。只要投资到位，企业生产的数量就可以确定的，供给的规模就可以控制。这就给经济发展提供了最大限度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目前国家最需要的。不论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如何，收入如何，每年经济的增长都相对确定。可以提供最大的稳定性以及安全感。
2. 财富分配。这种供给型的经济政策另外一个优势是在财富分配过程中，特权阶级拥有优先占有权，可以率先分配社会总财富的蛋糕，而且拿走最大的一部分利润。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的是企业纳税，企业纳税最主要的就是靠供投资的规模，生产产品的数量越多，就会缴纳更多的税收。而个人所得税并不是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这种财富分配的模式注定了中央政府不需要给予老百姓更多的福利待遇，刺激他们的工作热情而实现最大规模的税收。中央政府可以直接开动印钞机，通过最简单的模式完成财富的分配，也实现了特权阶级的财富赚取。
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发展模式。首先央行开动印钞机，向投入大量的货币；优先服务于央企、国企；之后央企、国企利用投资生产更多的产品，利用规模优势，价格优势向全球市场输出产品和服务；然后央企、国企通过投资完成经济发展目标，向中央政府完成税收。
这两种优势会让领导者拥有最大的安全感，短期内不必担心财政危机，而且还可以回馈少数的核心支持者。但是这种发展模式需要面对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国际政治危机。一旦世界与中国脱钩（类似与现在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那么中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无法推向全球市场。失去了全球市场，国内的需求早已经饱和，中国就无法通过这种继续扩大投资规模的模式发展经济，否则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最终会威胁到国家的安全，这种供给型的经济政策就将走到了尽头。
所以中国必须拥有自己核心的世界伙伴圈，必须拥有可以消化中国过剩产能的世界市场，否则中国将面临严重的危机。这也是中国过去十年加大了对“一带一路”政策投入的主要原因，希望通过增加中国的声誉-这种无形的资产，在中美完全脱钩的之时，帮助中国继续拥有部分国际市场。另外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改变中国供给型的经济政策，即转供给型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为消费型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也是西方国家曾经走过的路。但是这种经济模式在中国会遇到极大的阻碍，就是放权于人民。
消费型经济发展模式，国家需要最大限度刺激老百姓的热情，提高老百姓的福利待遇，这样老百姓才放心消费，敢于消费。而一旦放权于人民，就与目前国家的政策相矛盾，涉及到深层次的政治改革。上一次的“国民矛盾”就是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所以，任何共产党的领导者都很难在这个问题上让步。
所以这也是台湾前总统蔡英文所说的中国要武统台湾代价会很高的主要原因。失去了国际市场，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重大的困难，从而产生一连串的政治危机。
二．2024-2032年，中国走向何方？
以目前习近平年龄以及身体状况看，大概率会维持统治到2032年。那么未来的八年中国将走向何方？
首先我们来回顾下2022年为什么习近平会选择再次连任，这其中大概总结为两个原因：
1. 党内已经没有任何反抗的力量。2013年上台伊始的习近平展开了全国最大范围的“反腐行动”。利用老百姓对“腐败”的憎恨，扫除政治上的异己。先后除掉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留下的所有异己。而对周永康的处理更是打破了“刑不入常”的传统。在整个中国政治中，已经没有人有能力与习近平抗衡。但是，对这些人的打击也深深的触动了共产党核心元老的利益。不论是邓家，胡家，温家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影响。党内早就已经酝酿出对抗习近平的力量，只是又碍于能力和资源有限，无法完成对习近平的反击。而一旦2022年习近平放弃权利，这些力量必定会再次凝聚，而且很多人的影响力依然强大，可以有效的实施反击，最终一定会威胁到习近平的地位。所以，继续掌握权力，与其说是对外的野心，不如更确切的说是为了“自保”。保证自己之后不被清算、打击。
2. 树立历史新的地位。历史给习近平提供了最佳的时机。中国改革开放40年，江和胡给习近平留下了超过100万亿的GDP而且还持续增长中，还有3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这些让习近平拥有更多的资源和能力应对各种突发的事件。此外，新中国成立以后，各个统治者只有毛泽东历史地位超然，后代虽然也经受了一些磨难，但是依然可以平安落地。所以，只有达到毛泽东的历史高度，习近平及其家人才可以相对安全，而且还可以在历史上留下浓浓的一笔。摆在他面前的最大的诱惑就是台湾，一旦实现台湾的回归，历史地位必然会上升到与毛泽东一样的高度，享受伟人般的待遇。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事件。虽然通过文化大革命事件对刘少奇，彭德怀等高层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刘和彭的后人并未对毛的后人进行打击报复。这可以理解为对人民信奉的伟人打击会激起更大的反对声音，不被人民所允许。这是刘和彭后人所忌惮的事情。可见，只有历史地位上升到毛的高度，后人才有机会免于被清算、打击。
这两个原因为习近平的连任提供了动力。此外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长期执政也给了习近平信心，让他更加有动力去完成使命。
留给习近平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八年，这八年中最大的动力就是台湾回归。2024年5月20号，民进党“台独”分子赖清德当选为台湾总统，相信2028年大概率会继续连任。这样未来八年台湾依然会在民进党的统治范围内，将与大陆渐行渐远。和平回归的可能性越来越低，就算真的有一天可以实现和平的回归，也不会是在未来八年内发生。这对习近平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需要这件事情在未来八年内解决，只有这样他才能把自己的历史地位上升到与毛泽东一样的高度，享受人民的敬仰。所以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那么未来八年内最有可能武力统一台湾的时间就是2028年以及2032年这两个时间点。2028年，习近平可以观察下台湾新一届的总统选举动态和结果，确定是否发动行动；同时在未来4年内完成相关的经济、军事、政治等领域的部署。武力攻台不是一件很难得事情，难的是之后事态的发展，比如国际的制裁，西方国家的反应，中国经济的发展等等。这些是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第二个时间点就是2032年附近，在习近平最后任期内，发动战争，可以把功劳落在自己身上，而把带来的危机归于“继任者”头上，这也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案。而我们的分析2028年武统的概率超过70%，2032年为30%。
武统势在必行，那未来八年，习会为战争做好充分的准备。总理李强的上台更像是承担责任的选择，而非真正发展经济的选择。在现在国家的政治形式中，李强发展经济可以用的手段不多，就像是孙悟空给唐僧画了一个圈，圈内区域都是安全的，一旦出圈就危险了。同样的，习近平给李强也画了一个圈，在圈内发展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就是供给型模式，而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通过企业获得。这种模式是先从央企，国企征收，其次是民企，最后是老百姓。而中国的危机点也是来自这三个方面。一旦投资驱动增长的模式走到了尽头，首先受到损失的是央企，国企。国家无法通过他们实现税收，那么只能是放权给一少部分的社会精英人士，从民企的手中收取税收。最后在榨干完民企之后，才会考虑从老百姓手中收取税收。而这是国家最不愿看到的结果，也是共产党真正的危机。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但是这种经济模式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这样。
所以未来八年，中国的经济与其说依靠自己，不如更准确的说是依靠中国的国际政治政策。俄乌冲突，中俄走的越近，与西方国家的距离越远，最终人民币投资的空间会越小，供给型经济政策遇到的危机就越大。中国就更加迫切的需要储备各种资源，石油、粮食、天然气等等，做好战争前的准备。经济方面，尽量把资金引导到新的领域中去，争取最大的回报。而低空经济，人工智能，合成生物等都会成为发展的重点。
这八年中国会继续朝着“极左”的道路上前进。中国这艘大船已经太大了，大到一时间想转变方向会很难。集权不可避免的就是创造更大规模的统治阶级，公务员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确保社会的稳定和安全。过去几年，社会基层的矛盾日益加深，虽然无法形成规模气候，但是已经逐渐成为风气。民间的疾苦矛盾越多，就需要更大的维稳力量。这反过来势必又加深了官民之间的冲突。
此外，地方政府失去了土地最大的收入来源，财政也会陷入危机之中，所以只能把财政的手伸向老百姓，更多的罚款和处罚将成为常态，进一步加深官民之间的矛盾。而在习近平高压反腐的形势下，“做得多错的就多，风险就更大”。更多的官员会选择“躺平”状态，只完成KPI，上级交代下来的任务而非尽全力发展经济。这就让官员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私生活中，日渐增多的“权色交易”会成为主流，未来不雅照片、视频等事件会更加的多。
不论怎样，2032年都是中国最动荡的一年。新旧政权的交替，必然会引起很多势力的反应，为了确保自己的安全，争取更大的利益，社会会更加的动荡。不过社会不会发生类似“六四”这样的事件，毕竟时间未到，共产党还拥有着对国家完全的掌控。
三．台湾问题为什么重要？
台湾问题为什么重要？我们可以从经济，民生，历史等不同角度解读。也可以从习近平历史定位的角度解读。但是，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核心。最关键的就是共产党的集权统治与台湾民主制度之间的竞争。国际政治领域，一个系统，从来不存在均衡，即便有也只是暂时的均衡。对于台湾来说，98%人口是汉族，和大陆一样拥有共同的历史和祖先。 而台湾的民主的成功会给大陆共产党集权统治带来极大的不安。它告诉了全世界，华人也可以拥有民主和自由，而且也会非常的成功。这是大陆共产党所无法接受的现实。而这种不安的力量会急剧扩大，会形成星星之火燎原之势，最终威胁共产党的集权统治。我们从100年前国共争霸与现在作对比，就能寻找出答案。
1. 言论自由。100年前，共产党刚刚建党初期，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先后在北京，上海创办期刊，宣扬共产主义思想。这触动了国民党的核心利益。蒋介石完成北伐统治中国之后，便开始了对共产党全面的打击。先从打击言论自由开始。任何集会、报刊等都被禁止，打砸工产党创建的报社期刊，抓捕相关人士。这与100年后现在共产党全国范围内禁止民主自由的言论如出一辙。通过极其严格的互联网审查，禁止一切不当言论，软禁相关维权人士。这些措施与100年前国民党对共产党所做的完全相同，都是统治阶级对新兴阶级的打击。但是，言论是无法完全禁止的，这点我想共产党会非常清楚。越是被禁止，就越容易激起人民的反感，事情会逐渐发酵，直到有一天突破“临界点”。言论会成为主流之声，那就是最危险的时刻。
2. 井冈山 VS 台湾。100年前，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方设法的消灭共产党，而共产党在毛泽东的带领下，不远万里长征，摆脱了国民党的围堵，为自己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最终等来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背叛。利用抗战之际，扎根井冈山，稳固后方，传播共产主义思想，最终在抗战之后，发展壮大，成功建立了新中国。而蒋介石逃亡台湾，不过却因为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国内一系列的矛盾，得到了难得的喘息之机，台湾利用这段时期，尤其是蒋经国放开了戒严，实现了民主转型，最终把台湾带入了民主，现代化的区域。国民党、民进党也在台湾发展壮大，吸引全世界的华人，聚焦民主的思想。
某种意义来说，现在的台湾与100年前的井冈山所起的作用是一样的。而世界的政治形势也出奇的相同。100年前世界处于纷争之中，两次的世界级别的战争为共产党的崛起提供了难得的时机；100年后俄乌冲突，中俄深度绑定，中东持续战火纷飞，也为台湾争取到了宝贵的时机。民主的力量在逐渐强大，自由的思想逐渐在华人中蔓延，更是影响了新一代的大陆年轻人。
所以共产党最担心的是民主的思想在大陆蔓延。不论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无法通过武力实现对大陆的反击，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思想来对大陆进行影响。在中国新旧统治者更替之际，某些共产党高官利用民主的力量，确保自己不被清算，保证自己的安全，与海外联系，号召民众，实现政治的民主转型；而这就是国民党与民进党最好的武器。中国依旧是中国，台湾也可以属于中国。只有民主的中国才能通过全民的选举实现这些目标。这是共产党最担心，最忌惮的事情。所以对于习近平以及共产党高层来说，谁都不愿意这种事情发生。把命运交给人民，是他们最担心最害怕的事情，这将意味失去权利的风险，更意味后代被清算的风险。
这才是大陆千方百计要收复台湾，也一定要收复台湾的关键。
四．2032-2042年，中国该往何方？
中国真正的危机是在2042年附近。这是由于很多因素造成的，我在这里主要介绍三方面的因素：
1. 人口危机。中国目前已经深陷老龄化社会之中，预期未来10年即2030年人口会逐渐的减少，到2040年附近中国人口将缩减为10亿附近。此外还拥有超过3亿的老龄人口。人口下降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人工智能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已经不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而供给型的经济政策注定大陆不肯能向老百姓让出更多的权利。所以2040年，中国的年轻劳动力将持续萎缩。
2. 领导人问题。不论是彭丽媛是否在2032年接任，又或是其他人选。2042年注定老一代的领导层都将退出历史的舞台。国家始终需要新鲜的力量和血液维持发展。这其中有两种结果：首先那时已经武力收复台湾。这种情况下，势必迎来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以及封锁。中国将彻底与世界脱钩。另外一种情况下，中国未能实现对台湾的武力统治，台湾依然维持现状。这种情况下，虽然中国依然拥有全球部分市场，但是势必自由民主的声音会在社会中蔓延，政治改革的要求越来越大。不论谁成为新一代的中国掌权者，都将不可避免的遇到这个问题。而这个掌权者至少是习近平认可的，短期可以保证他以及他的后代平安的人选。现在80年代出生的将进入他的考察范围。
3. 经济发展问题。中国供给型的经济政策将在2040年附近遇到很大的危机。目前人民币的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海外市场虽然庞大，但是中国必须有能力从美国手中接过世界霸主的地位才能继续维持中国供给型的经济政策。否则，失去海外市场，中国的供给型经济发展模式也将走到了尽头。国家被迫把更多的权利和福利转移给新兴阶级以及老百姓，这样才能走上供给型到消费型的经济模式转型的路线。这是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但是这种权利的转移势必引起民主的声音，为民主的转型提供了客观的条件。那时共产党只能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释放权利，朝着民主的方向改革前进；要么走向朝鲜，彻底的与世界隔绝，走向更加专制的统治。这两方案最终的决策权不在于人民，而是在于领导者的个人意愿。到底是维持个人的利益，还是维护人民的利益。那时才是真正的考验。
不论外界环境如何变化，我们都要清晰的认识到，共产党的危机从来不是来自外部的力量。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西方国家都无法阻碍中国的发展，真正威胁到共产党发展的只能是内部斗争。而这种斗争从未停止，相信未来会更加剧烈。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目前的政治发展模式与现代化的世界政治经济发展模式不匹配。中国经济想进一步发展，必须直面处理政治的改革。否则，很难突破发展瓶颈。而在目前的政治环境中，可以动用的经济手段和资源正在逐渐减少。最终，中央必须面对转让权利和福利的问题。而2040年附近，这个问题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中国这艘巨轮正在极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想要掉头很难；唯一的两次机会就是在新旧势力交替之际，2032年以及2042年之际，才有可能诞生新的力量，实现这种转变。国际政治是以利己主义为前提的，任何一个国家优先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国民以及统治，没有人会去特意阻止中国的发展。但是一旦中国的发展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这些国家就会根据利己主义，优先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与中国在各种问题上采用对抗态度和方针。中国供给型的经济政策，向世界输出更多的商品已经损害到其他国家的利益。未来这种势必会引起更多的贸易保护主义。最终的结果就是由经济引发的政治危机。
这个世界需要不同的声音，民主并不完美；但是他拥有强大的纠错能力，这使的这种制度可以一直流传百年，而且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世界也需要中国这样的集权，两种制度相互竞争，最终才能创造出新的制度，造福人类的社会。但是这场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一方的胜利一方的失败，不可能存在长期的均衡，这是事物发展的本质。只有懂得这个道理才能清晰的看清世界和中国未来的发展模式。
我们见证着历史，同时也创造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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