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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霖的政治经济学(1)

英国著名的哲学家霍布斯说“人天生就拥有权力斗争的欲望”,这是人性的本能。这是“人性本恶”理论的奠基之石。权力正是政治理论的核心。政治学研究的就是权力的分配。可以说,政治决定了这个世界发展的方向。当我们研究历史,分析经济,了解社会,我们发现最终世界的本质落在了政治这个议题。这背后的原因也非常容易理解,毕竟人类作为目前地球上最高级的生物,掌控着地球的命运。 而人类的本性正如霍布斯先生所说的,是天生具有权力斗争的欲望。

政治决定着经济,经济决定着产业,科技和金融。这个传递的链条在现代世界更是非常的明显。政府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深深的影响着世界经济的发展。

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作为社会主义理念的奠基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成为中国目前的主流方向。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受到特定历史背景的影响,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家与受剥削的工人之间的矛盾,以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基础,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但是,经济从来不是决定政治了主要因素,历史上所有的战争都不是以经济为目的展开的。更多的是权力之争。所以是政治决定着经济,而不是经济决定着政治。只能说经济影响着政治的走向,但不是决定的因素。所以中国目前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不多,这也很容易理解,毕竟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系统不希望太多的人关注政治。

西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比较多,有以文明作为出发点进行研究的,也有以意识形态作为出发点研究的。但是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更多的关注西方尤其是美国,欧洲为主的西方文明的发展。重点关注近三百年来西方文明的诞生,发展,壮大,危机的状态,从中寻找未来西方文明未来之路。这其中的中国因素涉及并不多多。

“为什么2023年的G7峰会会提出对中国去风险的政策“,”俄乌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世界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是什么“.......这些我们每天可以在新闻中看到的事件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弘霖的政治经济学即希望与从中国的视角出发,以简单精辟的语言,带你看清世界政治的本质,分析中国国内以及世界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从中寻找中国未来之路。我们将通过具体解答问题的模式,采用具体问题探索中国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发展趋势及影响。通过连载的方式完成弘霖的政治经济学。这非常适合中国政府处级以上的政府官员,中国的企业家,商业领袖,知识精英等拜读。在中国,政治决定一切,没有敏锐的政治嗅觉,很难在中国的社会取得成功。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商业上。这是中国的特色。

首先我们讨论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2023年的G7峰会会提出对中国去风险的政策”?

2012年,习总书记上任伊始即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政策”,确定了中国未来发展方向。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GDP在2023年更是达到了126万亿人民币。中国的国家实力越来越强大,不论从粮食,资源,科技,人口,军事力量等各个方面都成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帝国。

中国越来越具有超级大国,或者用西方国家的语言“帝国主义”倾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似乎已经没有任何力量阻碍中国的再次崛起。

政治学中帝国主义分为三种形态:军事帝国主义,经济帝国主义以及文化帝国主义。

中国的综合国力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经济上,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代工厂,是科技,文化,商业的中心。中国的国家实力和权力正在极速增加。一带一路,亚非论坛等等一系列以中国为核心的国际发展策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逐渐增大。这促动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利益。此外,孔子学院的建设,加强了中华民族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

帝国主义分为世界帝国主义,大陆帝国主义以及地区帝国主义。中国已经实现了地区帝国主义,在东亚不论从经济上,文化上还是军事上,其余东亚各国都以中国为首,结伴发展。现在中国正在朝向世界的帝国主义加快前进。

而中华民族的文明和西方国家所推崇的西方文明存在根本的矛盾和冲突。

西方文明的特点是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机构,个人主义,消费主义,自由主义。可以说西方的文明强调个人力量,以单独个体为主。而中华文明抢到的是集体,民族,国家,勤俭节约。这两种文明从本质上拥有巨大的分歧。西方国家担心中国的帝国主义扩散到全球,影响西方文明的利益。所以在2023年G7峰会上推出了针对中国的“去风险的政策”。

去风险同样是从三个方面入手:

  1. 军事上,对中国高科技进行打压,限制芯片的出口,阻碍中国军工产业的发展。
  2. 经济上,去中国化。减少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产业链转移,经济脱钩,阻碍人民币的国际化,全球经济去中国化发展。
  3. 文化上,关闭孔子学院,限制中国留学生人数。利用舆论,制造中国威胁论,减少民间交流。

通过三个层次全方位的“去风险化”阻碍中国帝国主义的发展。

中国致力于实现19世纪前的帝国主义梦想。在军事,经济,文化上称霸全球。但是现在的世界环境与19世纪中国所处的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目前所采取的政策依据是假定”西方文明“衰退是必然的结果,所以只要中国维持好目前的发展趋势,避免与西方直接碰撞,等待西方文明自行崩溃。但是资本主义经过300多年的发展,具有很强的韧性和更新纠错能力。突破了马克思主义的陷阱,经历了拿破仑和希特勒全球帝国主义的冲击。而面对中国的崛起,西方国家采取了直接对抗的模式。中国被迫同样采用对抗的外交模式,应对西方国家的挑战。

国际政治学中,外交主要目的是以和平手段促进国家利益,解决国家纷争。主要有三种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即说服,妥协和武力威胁。外交的艺术就在于根据需要,在特定时刻正确使用这三种手段。中国在直面西方国家的威胁之时首先采取的就是对抗的外交政策。这主要表现就是疫情之时,中美各个沟通渠道的关闭以及“战狼式的”外交表现。不过在面对国内经济下行,政治压力增大的局面,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重新开启沟通管道成为了2023年中国外交的主要策略。此外再次启用拥有丰富经验温和派的外交部长王毅。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向西方释放出善意,缓和中西方之间的矛盾。从威胁对抗的外交模式转向了妥协务实的外交模式。

影响外交模式转变的主要原因还是一个国家的本身权力的变化。外交首要的问题就是对自己国家实事求是的评估,同时也要客观评估对手国家的实力。

政治学中评估一个国家的权力要素我们重点关注的首先是地理要素。这其中包括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粮食的自给自足情况,原材料,石油储备,能源储备等。其次是工业生产力,技术创新能力,领导水平,军队数量和质量,人口,趋势,民族性格以及经济发展等方面。外交的质量就在于把不同的事物凝聚成一个整体,赋予其方向和重要性,并通过给予他们以实际力量从而激发出它们的潜力。

但是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得的成功往往是因为对方国家更大的失误,而不是因为自己计算的精准。

这种评估的错误主要由以下三种:

1. 没有把一个国家的力量与别国力量联系起来考虑。

2. 没有把一个特定时期世纪力量与未来某一时期可能力量进行联系。

3. 没有把一个力量因素与该国其他力量因素关联考虑。

这其中力量是一个永远相对的概念。

疫情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崩溃,经济发展陷入了低谷。国家的实力有所减弱。在这种情况下,更加务实的外交政策会更加符合中国目前的状况。此外,中国也积极利用这个时机,发展自己的联盟。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大中国在区域的影响力。以东亚为中心,辐射一带一路沿岸。这里有共同的文化底蕴,更加容易团结。

西方世界与穆斯林伊斯兰教的冲突加剧,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不可调和。这些都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时间。中国只需要与西方国家适当的妥协,加快发展自己的综合实力和建立自己的联盟,即“可坐收渔人之利”。静待衰落的西方。

弘霖决策出品,必属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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