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跌至 86 ——国际谈幸福

三月二十日，《世界幸福报告》发表，排列全球 143 个国家及地区二零二一至二三年的幸福指数。除了大众最易关心的排名外，报告还胪列统计数据和分析，供人思量甚么因素令人感幸福或不幸。借此机会，我们反省幸福为何物，本文从「幸福与幸福感」、「个人与社会」、幸福感与满足感」三方面，谈论这话题。

报告在引言申明调查方法︰盖洛普（Gallup）调查公司以沿用它惯用的「简特利指标」（Cantril Scale），请受访者回答问题，回应他们对所在地六大因素的看法，包括人均国家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社会支持、健康预期寿命、自由、慷慨，以及社会廉洁。报告强调调查所得分数是依据受访者评估个人的生活状况，而不一定是事实的全貌，这正正说明「幸福」与「幸福感」是两回事。

按一般理解，幸福相对客观，要具备某些条件才算幸福，例如身体健康、三餐不忧、人身安全得保障、家庭和睦等。相反而言，活在战乱中、经常挨饥抵饿、居无定所、与人关系破裂等，难言幸福。幸福感则没有客观标准，属个人感觉，有人忙里偷闲，尝到街边小食，就获得幸福感；有人豪掷一笔，畅游常人不能到访的地域，享受帝皇级待遇，会获得幸福感；有人乐得清闲，伴侣子女围在一起，又获得幸福感。全部因人而异，某人的幸福感未必适用于另一人。然而，很多自问追寻幸福的人，容易混淆幸福与幸福感，具体表现是自觉追求幸福条件，实乃把某条件与个人幸福感挂钩，亦即认定若要感到幸福，必要满足某项条件，甚至筑成一条想像的「幸福链」，例如︰「我自小家贫，家庭不睦，若居住环境改善，可以带来幸福，因此我要居住环境理想，也因此我要买楼，也因此我要赚快钱……」

上述理想的居住环境、自置物业、迅速赚钱等，在一般情况下是容易带来幸福感的条件，但终究这是带来「幸福感」，而非全然客观、放诸四海皆准的「幸福」，因此受社会风潮影响、不问情由地追寻那些条件，最终不一定换来实在的幸福，还要付上代价，好些人甚至在获得条件时，发现所承担的代价完全抵消幸福感，祸福到头一场空。究竟某项条件能否为自己带来幸福，自己是否该当力求达致某项条件，值得每个人深思。

按上文对幸福与幸福感的区分，有人可以建立「幸福全属个人领受，与客观条件无关」的论述，此说对于个人心性建立，有其崇高可贵之处，就像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梁启超，也曾勉励年轻人「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然而这又容易成为掌握公权力者的遁辞，本来他们应当努力缔造宜居环境，足以令人谋求幸福。若推托至幸福与否，全凭主观，甚至个人修为，与一切外在条件无关，则把公仆俾使大众安居乐业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才胆敢讲「每日乘长途车上班是洗涤心灵。」「蜗居一隅有助增进家庭关系。」大言不惭。亦因幸福感与客观环境有一定关联，报告才把人均国家生产总值（反映经济条件）、健康预期寿命（反映地区医疗状况）、社会廉洁（反映社会是否公义）、自由（这项毋须多说，香港人极了解）列为衡量幸福感的指标。

遇上这种推卸责任，甚至视人如草芥的政体，最懂投机的华人就是想移民，研究「润学」，然则香港在本调查中位列 86，当地人或许要考虑迁往首四名的北欧国家，或第五位以色列。报告显示二零二一至二三年的幸福感，不知去年冬季发生哈马斯恐布袭击后，以色列人的评分有何变动，正正显示令人幸福的社会环境之可遇不可求。就像存在主义者所说，人被抛掷于世上，无一人能选择出生地和年代，就是恰巧此时此地，生于世上，渺沧海之一粟之际，如何活下去，处于社会中，是不论方今自问幸福与否都要学懂的事。

如此就值得借鉴于正面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的理论，该学派主张人若要活得自在，就要避免追寻快乐（happiness），专指直接令个人愉悦的事，就是上文提及「幸福的条件」，这些容易受个人无从控制的条件所左右；反而要多追寻实现生命意义的事物，包括个人成长、助人、心境平静，这些则个人有所掌握。这明显受东方思想影响，就如道家，庄子强调无所待，即不受客观条件控制，才是逍遥。佛教也主张摆脱对世间转瞬即逝事物的执迷。今日再谈幸福，并不旨在脱离现实，但求修心养性，辟谷饮露，而是我们的城市各项排名屡屡下跌，跋前踬后有如窒息，还有一批在假日北上南下，来回折返，好像时间和金钱花掉，就兑换成快乐，甚至说成取得幸福感。艰难时刻，固然要取乐，值得自问的是我们所乐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