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丛谈（十三）：生产力与人类命运

马克思和挚友恩格斯辩称，国家存在与社会的阶级斗争有关，但政府也不是直接与某一阶级有必然关连，相反国家的一个必有特色，是公共权力永远与人民大众不同。某些情况下，这个公共权力能够离开社会的主要阶级，并且对它执行真正的管控。

马克思预期将来，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会承担生产的方向，但它只是一个表层，阶级统治的完美工具。

马、列二人期望未来，当无产阶级革命份子成功推翻资本主义秩序后，世界将实质上变成新天新地，由社会主义过渡至共产主义，但中间必会经过一段可能颇长的「无产阶级专政」时期，（Proletariat Dictatorship）。这个过渡期理论不时受到当时和后世学者攻讦，认为不符合现实。我念政治科学时，港大讲师Dr. N J Miners在课堂上一再强调：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中间存在一个逻辑缝隙（Logical Gap），马克思未能完全详述过渡期的安排。

国家消失后，最后分工合作（Division of labour）完全废除的时候，货物是无限量生产，而劳动就不但变成一个生计，而且是人生主要欲求，「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观点也会一笔勾销」。

在《共产党宣言》，只是说当推翻资产阶级后，所有生产就会集中在全民族的一庞大团体的手里，而公共权力会失去其政治特质。

马克思主义比较米尔的民主思想，在今天依然一样活力十足，与你息息相关，而这些在原则上，与真理、事实没有必然关系。

到今天，如何协调国家与社会势力仍然是一个难题。随著大众文化和传播媒介横行，社会对人的生活和意识仍有历久不衰的控制，我们自私自利，追求享乐和财富带来的安全感。至于国家，虽然它未能成功遏阻社会的愿景和理想，但它的重要性愈加扩大，各国都大幅增加其权力、权威、关注圈和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