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丛谈（七）：卢梭《民约论》

现代时期首先提出平等主义（Egalitarianism）的命题是卢梭，但现实上不平等的现象，例如财富不均，几乎无处不在，如果要绝对平等的话，人们只有回到幻想性的原始社会。

其实，卢氏自己在《论人类不公平的起源与基础》（Discourse on Inequality）（1754）也分析：政府腐败无道是与民众的利己主义（Egoism）有关的。利己主义的源头来自于个人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骄傲和自大，和社会关系及制度，最后引致社会不公平的现象。

另外，卢氏在《民约论》（Social Contract）（1762），构思现代时期至此最有力的主权国家理论，因为人民不但授予政府主权力量，还无形中做了第一契约的签署方。这书的论点绝对是静态和集体的，而非个人化或放任主义。

与现代初期的思想家不大相同的，（霍布斯曾提出完成公民的义务，才得到国家赋给的权利），卢梭很少提及公民权利和律法，因为他最初已舍弃自然权利、个人理性（及自然法、客观理性和上帝）等观点，而认为政治和社会道德乃建基于情感（Sentiments）如仁爱、自尊心。

当人民面对不公平政府和专横无道的君王，大可以通过改革或革命推倒它，重新缔造一个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或称「民约」）的内容不重要，但卢梭构思出一个「社会生物」，而这个生物拥有「普遍意志」 （General Will）（又译作「公意」）。

卢氏认为，国家只是社会的代理人，但每个签署人不会委派任何人或议会去管治他们。卢氏强调人民必须承诺完全服从他们的团体（Association），并因而得以保留他们的自由和独立性。

这个从民约衍生出来的团体（社会生物），其实是「一个道德化和集体组织」（Moral and collective body），由初期会员的互换权利而得到其生命和意识。与此同时，这个国家的「道德化和集体组织」诞生后，也会将每个人转化为有道德的人，而成为一个真正「公民」。

公意的主权的先决条件，是压抑每人的利己主义，而公意的至尊地位也反而带来人的真正自由。

总之，卢梭拒绝现代早期理性主义思想家的论点，而提出以性善论去建立一个社会生物，其过程也有些抽象和暧昧。这个由民约签署人形成的道德及集体化组织，人民必须毫无保留的服从，并接受牠的教化，这就预示了威权主义的浮现。

卢梭出生于瑞士，父亲从事钟表业，属于中产家庭。父亲死后，他前赴法国谋求发展，依附了贵妇华伦夫人，成为她的干儿子兼情人，过著不羁的生活。后来在巴黎结识了狄德罗（Diderot）等思想家，并开始协助撰写百科全书的音乐部分，及写论文的生涯。后来他与伏尔泰不和，就去英国与哲学家休谟开始学术研究工作。不久之后，二人也彼此反目。他生平喜欢与低下阶层交往，因此，他也遭受学术界人士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