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叢談（七）：盧梭《民約論》

現代時期首先提出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的命題是盧梭，但現實上不平等的現象，例如財富不均，幾乎無處不在，如果要絕對平等的話，人們只有回到幻想性的原始社會。

其實，盧氏自己在《論人類不公平的起源與基礎》（Discourse on Inequality）（1754）也分析：政府腐敗無道是與民眾的利己主義（Egoism）有關的。利己主義的源頭來自於個人心理（Individual Psychology）—驕傲和自大，和社會關係及制度，最後引致社會不公平的現象。

另外，盧氏在《民約論》（Social Contract）（1762），構思現代時期至此最有力的主權國家理論，因為人民不但授予政府主權力量，還無形中做了第一契約的簽署方。這書的論點絕對是靜態和集體的，而非個人化或放任主義。

與現代初期的思想家不大相同的，（霍布斯曾提出完成公民的義務，才得到國家賦給的權利），盧梭很少提及公民權利和律法，因為他最初已捨棄自然權利、個人理性（及自然法、客觀理性和上帝）等觀點，而認為政治和社會道德乃建基於情感（Sentiments）如仁愛、自尊心。

當人民面對不公平政府和專橫無道的君王，大可以通過改革或革命推倒它，重新締造一個社會契約。這個社會契約（或稱「民約」）的內容不重要，但盧梭構思出一個「社會生物」，而這個生物擁有「普遍意志」 （General Will）（又譯作「公意」）。

盧氏認為，國家只是社會的代理人，但每個簽署人不會委派任何人或議會去管治他們。盧氏強調人民必須承諾完全服從他們的團體（Association），並因而得以保留他們的自由和獨立性。

這個從民約衍生出來的團體（社會生物），其實是「一個道德化和集體組織」（Moral and collective body），由初期會員的互換權利而得到其生命和意識。與此同時，這個國家的「道德化和集體組織」誕生後，也會將每個人轉化為有道德的人，而成為一個真正「公民」。

公意的主權的先決條件，是壓抑每人的利己主義，而公意的至尊地位也反而帶來人的真正自由。

總之，盧梭拒絕現代早期理性主義思想家的論點，而提出以性善論去建立一個社會生物，其過程也有些抽象和曖昧。這個由民約簽署人形成的道德及集體化組織，人民必須毫無保留的服從，並接受牠的教化，這就預示了威權主義的浮現。

盧梭出生於瑞士，父親從事鐘錶業，屬於中產家庭。父親死後，他前赴法國謀求發展，依附了貴婦華倫夫人，成為她的乾兒子兼情人，過著不羈的生活。後來在巴黎結識了狄德羅（Diderot）等思想家，並開始協助撰寫百科全書的音樂部分，及寫論文的生涯。後來他與伏爾泰不和，就去英國與哲學家休謨開始學術研究工作。不久之後，二人也彼此反目。他生平喜歡與低下階層交往，因此，他也遭受學術界人士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