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研究篇：研究设计的错配 (一)

我是一名研究员，从事学术和应用层面的研究多年。在我的研究生涯中，曾在不同的智库和社福机构工作，参与过许多政策研究项目。在这篇文章中，我想分享其中一个有趣的观察：即这些机构的政策建议与研究结果之间大多缺乏连接。每当与大专院校任职的教职员或研究员讨论研究时，大家都有个刻板印象，认为智库和社福机构的研究大多是自说自话，缺乏严谨性。这个印象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的观察。当然，很多被他们批评的研究，实际上都是智库或社福机构花大钱向大专院校购买的研究服务所得的结果。简而言之，不论是应用型或学术型的研究员，在处理智库和社福机构的政策研究时，都有面对共同的问题。

智库和社福机构的政策研究旨在推动政策改变，这本身并无问题，问题在于采用了不对的研究设计。关于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了解社会现象，例如暸解疫后社会的就业或贫穷新趋势，并发掘和定义当中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第二类则集中于政策本身的研究，例如探讨作为失业援助的不同可行方案。至于第三类，则是将第一类和第二类的研究连结起来，例如探讨职津对减低工作贫穷的效用。然而，智库和社福机构不论其政策研究的题目为何，都只是使用第一类的研究方式。在这里我先不尝试去解释导致这现象的原因，而集中分享一下这现象所构成的问题。

我曾在一间机构（故意不说明是智库还是社福机构）任职，当时的管理层希望了解香港职业教育的问题，并探讨推动职业教育是否能够改善青年人的出路，从而促进向上流动。理论上，为了达到这个研究目标，应该采用我上述所说的第三类研究设计（了解一下香港职场对某些工种的需求、这些工作能否提升青年人的向上流动、香港的职业教育能否连接这些职场需求，然后了解一下现时教育制度的升学和转轨道等的问题，并以外国制度作为参考等）。当时的机构聘请了某大专院校的研究团队，花费港币一百多万，进行了电话抽样调查和多场聚焦小组讨论，以了解适龄年青人对职业教育的看法。一定程度上，研究团队采用了我所提及的第一类设计，我不否认了解青年意见的重要性，但竟然没有分拨资源去了解市场状况，更遑论探讨制度的问题，显然这样的设计并不能回应当初的研究问题。

经过近一年的资料收集，研究团队所得到的资料，都只是问卷所产生的数据表和聚焦小组所收集到的讨论摘要，内容都是关于年青人如何看待和推动职业教育的意见。当时，大专院校的研究团队在撰写报告时，没有提出任何政策建议。我记得首席研究员说：「在政策倡议方面，你们机构才是专家！」

有趣的是，管理层接受了这一说法，然后凭著自己的「经验」和想像提供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基于问卷数据，认为香港职业教育的问题在于家长普遍对职业教育存有偏见，导致他们阻挠子女选读职业教育，结果导致青年出路变得单一，未能向上流动。因此，管理层建议将职业教育改名为专才教育，以期改变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观念，从而令青年的出路变得多元。

这个经历绝非孤例。在不同的研究项目中，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然而，由于篇幅所限，我无法深入探讨构成这些事件的因素，以及我未能阻止它们发生的原因。此外，我需要补充的是，智库和社福机构都是很好的研究平台。前者通常资金充裕，后者则更容易接触到相关持份者。在未来的文章中，我将探讨如何善用这些平台进行具有影响力的研究。

至于上述提及的研究设计，建议大家不妨看看以下的参考资料。

MOST, B. A., & STARR, H. (2015). BASIC LOGIC AND RESEARCH DESIGN: Conceptualization, Case Selection, and the Form of Relationships. In Inquiry, Log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ith a New Preface by Harvey Starr (pp. 47–67).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https://doi.org/10.2307/j.ctv6wgjzn.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