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哲思（六）：德行是否源出于内心？

在地球上，中华民族是最聪明优秀的民族之一，与犹太人、日耳曼人、盎格鲁一撒克逊等民族位于前茅位置。除了诗歌、艺术、烹饪有高度成就外，中国人能够利用天干地支、子平命理、紫微斗数等玄学，加上各种术数运算而推演出宇宙架构，以及你的一生运程，令现代人沉醉其中。

孔子提倡仁，是一种推己及人的修德方法。仁、义、礼、智、信是五常，「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五伦，这是以「人」为基本，环绕人际关系的道德哲学，而且这个可能是用以巩固长辈意志为目标的阶级制度。其实这个「修身齐家」的人生路线图，本来是给君王度身订造的治术，因为君王修德成圣，变得贤明智慧，自然会为人民带来良好管治。不过，后来这个「修德」的统治技术流落到民间，变成平民百姓都可以修习的人生哲学。

至于由于仁心推动的行为是否合乎道理，就由「义」来判断。「生亦我欲也，义亦我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如果一个行为是合乎道理的话，它必定是正义的（Righteousness）。当然，孔子没有强调仁的内在性以及客观存在性，只是环绕着一种人际关系去彰显人世间的道德规范。

与孔、孟稍后时期出现的柏拉图，他认为公义（Justice）是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因素下的人与人关系的结果，它应该被研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而非个人行为的质素。他指出，一个有智慧、有理性、用法律来调解、和懂得引述知识的社会，才是良好政治秩序的基石。这里柏拉图聚焦于社会组织的因素，可能因为希腊城市（Polis）细小，市民热衷于政治。当然他也认为好社会的政治问题会牵连个人道德，但他没有解释道德如何发生？

孟子说：义者，宜也。如果一个行为是适当的，是恰如其份的，就是正义的。对父母你要孝顺，但对子女要慈爱，对臣下你要贤明，对君王你却要忠诚，年轻时你要顺服长者，但随著年纪增长，你会升高到较高地位。因此，这个道德只是相对性的，环绕著年纪变化和人际关系而变化。虽然柏拉图没有说明善行的来源，但行为的公道性和正当性却系于社会组织上，这样他提出了一个「客观」的社会角度去考虑「公义」问题。这里在社会的公共事务的讨论和议决上，不再是你死我亡的鬭争，而是带知识性的互动和妥协过程。

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进一步补充说：人类的至善境界，是根据美德（Virtues）而行的理性行为。美德（包括道德和知性两方面） 必须长期实践才能求得，否则难免荒废。这里他指出美德的二元性。

他进一步指出，公义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Equality）比重，而这个比重实在是以品德为依归的。品德愈高，自然在平等尺上获得愈多，品德愈低，就配得愈少，这也是适当和符合公义的。亚里士多得提升了品德的地位，以至于理智的水平，类似的观点在荀子也出现过：「荣辱之来，必象其德」，认为你所得到的待遇直接反映出你过去的所作所为。

很可惜，中国的文化思想由人开始，至今依然是人治国家，中间缺失了一个「客观」（Objectivity）和一个「公理」（Publicly-acknowledged Truths)，以及具雏型的「公民社会」（直到大清帝国灭亡之前）。

中国文化崇尚道德是一大特征，原因何在？儒家学说本来是先秦九流十家之一，当时孔子也不受重用，他改而从事教育工作，编纂四书、五经，保留了古代中国的大部分典籍。

秦始皇采用法家学说，严刑峻法，信赏必罚，但迅速㓕亡。汉武帝因为政治的考量，及受到董仲舒的倡议，「罢黜百家」，将儒家定于一尊地位，儒生都得到官职。

后来官员的升级制度有「举孝廉」，选贤能也是以品德为依据，所以这「饭碗」问题成为一个极大诱因。及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制度发展为「九品中正制」，将人的品德人格分为九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可谓变本加厉。本来崇道德是没有问题（即使可能引致虚伪的问题），问题在于它忽视了科学、商业、辩论学的发展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