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哲思（六）：德行是否源出於內心？

在地球上，中華民族是最聰明優秀的民族之一，與猶太人、日耳曼人、盎格魯一撒克遜等民族位於前茅位置。除了詩歌、藝術、烹飪有高度成就外，中國人能夠利用天干地支、子平命理、紫微斗數等玄學，加上各種術數運算而推演出宇宙架構，以及你的一生運程，令現代人沉醉其中。

孔子提倡仁，是一種推己及人的修德方法。仁、義、禮、智、信是五常，「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五倫，這是以「人」為基本，環繞人際關係的道德哲學，而且這個可能是用以鞏固長輩意志為目標的階級制度。其實這個「修身齊家」的人生路線圖，本來是給君王度身訂造的治術，因為君王修德成聖，變得賢明智慧，自然會為人民帶來良好管治。不過，後來這個「修德」的統治技術流落到民間，變成平民百姓都可以修習的人生哲學。

至於由於仁心推動的行為是否合乎道理，就由「義」來判斷。「生亦我欲也，義亦我欲也，兩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孟子）如果一個行為是合乎道理的話，它必定是正義的（Righteousness）。當然，孔子沒有强調仁的內在性以及客觀存在性，只是環繞着一種人際關係去彰顯人世間的道德規範。

與孔、孟稍後時期出現的柏拉圖，他認為公義（Justice）是從社會和政治組織的因素下的人與人關係的結果，它應該被研析為社會結構的一部分，而非個人行為的質素。他指出，一個有智慧、有理性、用法律來調解、和懂得引述知識的社會，才是良好政治秩序的基石。這裡柏拉圖聚焦於社會組織的因素，可能因為希臘城市（Polis）細小，市民熱衷於政治。當然他也認為好社會的政治問題會牽連個人道德，但他沒有解釋道德如何發生？

孟子說：義者，宜也。如果一個行為是適當的，是恰如其份的，就是正義的。對父母你要孝順，但對子女要慈愛，對臣下你要賢明，對君王你卻要忠誠，年輕時你要順服長者，但隨著年紀增長，你會升高到較高地位。因此，這個道德只是相對性的，環繞著年紀變化和人際關係而變化。雖然柏拉圖沒有說明善行的來源，但行為的公道性和正當性卻繫於社會組織上，這樣他提出了一個「客觀」的社會角度去考慮「公義」問題。這裡在社會的公共事務的討論和議決上，不再是你死我亡的鬭爭，而是帶知識性的互動和妥協過程。

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進一步補充說：人類的至善境界，是根據美德（Virtues）而行的理性行為。美德（包括道德和知性兩方面） 必須長期實踐才能求得，否則難免荒廢。這裡他指出美德的二元性。

他進一步指出，公義是人與人之間的平等（Equality）比重，而這個比重實在是以品德為依歸的。品德愈高，自然在平等尺上獲得愈多，品德愈低，就配得愈少，這也是適當和符合公義的。亞里士多得提升了品德的地位，以至於理智的水平，類似的觀點在荀子也出現過：「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認為你所得到的待遇直接反映出你過去的所作所為。

很可惜，中國的文化思想由人開始，至今依然是人治國家，中間缺失了一個「客觀」（Objectivity）和一個「公理」（Publicly-acknowledged Truths)，以及具雛型的「公民社會」（直到大清帝國滅亡之前）。

中國文化崇尚道德是一大特徵，原因何在？儒家學說本來是先秦九流十家之一，當時孔子也不受重用，他改而從事教育工作，編纂四書、五經，保留了古代中國的大部分典籍。

秦始皇採用法家學說，嚴刑峻法，信賞必罰，但迅速㓕亡。漢武帝因為政治的考量，及受到董仲舒的倡議，「罷黜百家」，將儒家定於一尊地位，儒生都得到官職。

後來官員的升級制度有「舉孝廉」，選賢能也是以品德為依據，所以這「飯碗」問題成為一個極大誘因。及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選舉制度發展為「九品中正制」，將人的品德人格分為九級（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可謂變本加厲。本來崇道德是沒有問題（即使可能引致虛偽的問題），問題在於它忽視了科學、商業、辯論學的發展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