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娇＞背后苏轼与王安石变法的对立
苏轼作为豪放派词人，＜念奴娇．赤壁怀古＞将写景、怀古、咏史和抒情融为一体，气势磅礡。然而，绝唱的背后却是朝堂斗争的写照，时值北宋进行王安石变法的高潮，苏轼以才华隐晦地将与新法的对立呈现，惨遭政敌攻击，被贬黄州。
倡缓行变法，非雷厉风行
针对科举制度，苏轼与王安石的改革倡议步伐差距巨大。王安石提出废除诗赋，专考经、义、论、策；苏轼当时正被任命处理科举事务，随即反对：「但患求治太急……愿镇以安静，待物之来，然后应之。」认为变法应观察效果，再作应对，步伐不宜过快。苏轼在＜思治论＞认同宋朝现状是「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即冗费、冗官和冗兵的弊端。可见，苏轼与王安石皆赞同宋朝有变法的必要，关键在于苏轼倡议缓缓而行，王安石倾向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改革。
谏仁德治国，遭石沉大海
针对法规典章，苏轼与宋神宗理念不一，不利变法速效。王安石制置三司条例司，专门负责变法事宜；苏轼的＜上神宗皇帝书＞，从道德角度认为法律应以仁德为主，执法宽大，才使民众齐心。但是，王安石变法旨在为国谋利，正符合宋神宗踌躇满志的状态，苏轼的仁义观显得因循守旧，略现空泛。故此，该奏书跟变法存在矛盾，宋神宗没有采纳苏轼之谏，奏书石沉大海。
反独断独行，终请调出京
苏轼系统地指出变法的弊端，遭到王安石厌恶，无奈自请外调出京。苏轼在＜再上皇帝书＞对青苗法、市易法和募役法等变法提出见解，如针对青苗法，认为必须约束官吏，若碰到暴君污吏，则成害民之法，又如百姓借贷青苗钱，实际上是纸空文，官吏有机会为了政绩而强行摊派青苗钱；苏轼更直接指出王安石设三司条例司独断独行，该司作为变法最高部门，获得宋神宗全力支持，变法条例不需经过宰相讨论，等于架空政事堂等其他部门，「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奏书一出，王安石和宋神宗深感厌恶，认为苏轼是变法的阻碍，苏轼最终在压力下自请外调出京。
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是经过日积月累，非一时之意。苏轼认同宋朝弊病丛生，的确需要变法，但行动上应缓慢进行，才能不伤及根本，百姓亦能适应新法。在苏轼看来，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苏轼上书宋神宗表达其隐忧，与保守派同气连枝。保守派反对变法的原因，不外乎损害自身利益，或者以事论事认为变法不可取，苏轼作为后者的代表，客观提出反对变法的原因，认为给百姓带来困扰，但被朝廷盛行变法风潮所阻挡，最终在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借＜念奴娇．赤壁怀古＞缅怀周瑜年少得志，建立功名大业，反衬自己怀才不遇，年华老去的慨叹和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