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小京都」选址失当，非归咎日本文化
大连的日本风情街「盛唐．小京都」风格仿照日本京都，模仿唐朝长安和洛阳的建筑设计，但开业仅9天即激发「旅顺惨案」和日本侵华的历史记忆，被卷入民族情绪的舆论漩涡，遭勒令停业。中国的异国风情街比比皆是，而「盛唐．小京都」的「死因」乃选址问题，同时受外交风波影响民间交流，并非针对日本文化本身。
选址大连触发历史仇绪
大连在历史上曾发生「旅顺惨案」，「盛唐．小京都」的选址激发民族仇绪。1894年，日本对满清发动甲午战争，因于旅顺口之战遇挫，以及不忿清兵将日本骑兵侦察兵断肢和割除睾丸的「野蛮之举」，故迁怒于旅顺军民。攻占旅顺后，日军持续4天扫荡清军，「凡穿著平民服装，疑为清兵的青壮年者一律诛杀」，一说指共屠杀约2万军民，仅剩下36人，尸横遍野，罄竹难书，暴行被英国《泰晤士报》和美国《纽约世界报》报导，美国期刊《世纪》更形容日本是「披著文明皮而带有野蛮筋骨的怪兽」，令人发指。满清于甲午战争战败，被逼与日本签下《马关条约》，赔偿2亿両白银的巨款，以及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丧权辱国。虽然满清获得列强的「同情」向日本施压，得以用3,000両白银赎回辽东半岛，但奉天省（今辽宁省）却沦为俄国势力范围，旅顺亦被强行「租借」。1904年，日本和俄国因朝鲜和满洲权益问题，爆发日俄战争，旅顺是当中的主要战场。满清不但败于日本，更只能默许异国于卧榻之侧的军事行动，疲态尽现，掀起被列强瓜分的危机。
大连的苦难历史，导致民众将历史仇绪转移至「盛唐．小京都」。官方面对群情，不得不对其「停街休整」；学者面对不可逾越的民族大义底线，表示投资方应该「做好文化识别与价值评估工作，尊重消费者消费习惯，避免消费『民族情感』」，正如不会于汴梁（开封）建造女真风情街，不会于成都建造蒙古风情街，或不会于南京建造日本风情街。撇除满清与中国正统朝代的争议，适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和「九一八事变」90周年，日本风情街于大连的落成无疑于伤口上撒盐，遭到中国民族主义者批判实在无可厚非。
模仿盛唐映衬文化自信
日本风情街以「盛唐」为师，作为「小京都」的模范，映衬中国的文化自信。日本自飞鸟时代起，共成功派出15次「遣唐使」向中国学习制度、历法、艺术、文学、建筑和生活等领域，奠定千年风貌。孝德天皇更推行「大化革新」，以唐朝律令为蓝本进行改革，并以儒教作为治国理念，以及以佛教进行文化改造。「京都」是桓武天皇迁都至「平安京」的代名词，开展平安时代，城南外郭城西侧的右京仿照唐朝长安而建，命名「长安」；而东侧的左京则仿照唐朝洛阳而建，命名「洛阳」，是日本尊崇中国的建筑象征。平安京落成后，右京「长安」因地势低洼多沼泽而衰落，而左京「洛阳」发展则蒸蒸日上，「洛阳」更成为「平安京」的代名词，故此「京都」亦被称为「京洛」。日本战国时代，大名（领主）目标率军进入京都，宣示霸主地位，称为「上洛」，织田信长便是少数成功「上洛」的大名，性质如同中国春秋时期诸侯「问鼎中原」。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唐朝长安和洛阳垂范日本京都，但于建筑细节上，中式唐风仍与日式和风有区别：一、窗户：直棂窗对比格子窗；二、屋顶：举折平缓对比高耸；三、装饰性凸出：抱厦对比破风；四、屋角：斜切对比垂直截断；五、鸱尾：末端尖锐瘦削对比末端彭涨。撇除日本风情街的选址问题，「小京都」的确拥有「盛唐」的影子，虽然并非完全搬字过纸，却突显日本的慕华之情，间接映衬中国文化圈的强大感染力。
「盛唐．小京都」商品包罗万有，正是唐朝文化兼容并蓄的写照。日本风情街并未要求只能售卖日本商品，而是有出售国潮唐式服装，后期将引入韩国（唐朝称新罗）和尼泊尔（唐朝称尼波罗国）等国家的商品。长安作为京都其中的参考对象之一，集市星罗棋布，唐朝时被划分为东市和西市，东市专门售卖中国奢侈品，西市专责出售丝绸之路上的异国珍宝，一说是「买东西」的词源。中国不乏各式各样的风情街，如「一番街」、「汉口法国风情街」、「荷兰风情小镇」和「泰晤士小镇」等等，展现中国包容万象的文化气度，与唐朝的高开放性不谋而合。日本风情街在中国设立，正是「遣唐使」的文化遗产，亦体现唐朝商品发达和贸易繁荣的经济吞吐量，更是中国文化自信逐渐增强的表现。
外交角力影响民间交流
中国与日本的民间冲突，主要源自日渐矛盾的双边关系。中国与日本在历史、领土和教育等议题上存在激烈争端，而日本政治右倾化挤压亲中派的生存空间，加上美国「新印太战略」成形，中美产生恶性竞争，日本于当中发挥重要角色，甘愿被美国利用挑战中国利益，而美国则于日本背后支撑战略平衡，维护美国霸权，昭示中日两国未来的外交角力将越演激烈，民间容易形成惯性排外意识。民族主义作为推动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存在不稳定性，日本侵华、钓鱼岛争端、篡改教科书和参拜靖国神社等「军国主义」烙印植根中国的历史记忆，「盛唐．小京都」便是外交冲突下的牺牲品。中日关系剑拔弩张，但若正确发挥民间交流的力量，或作为缓冲促进互动，使双方关系拉回正轨，但同时亦受限于外交角力的尴尬处境，导致陷入死结。
大连确实承载中国近代的屈辱，标志积弱的无奈。「盛唐．小京都」可以理解为尊崇中国天朝体系的「倾慕盛唐而仿造的京都」，或文化自卑的「代表唐朝文化的京都」，视乎解读者的情绪、教育和文化背景而异，而官方乐意目睹前者，却难以抵消后者的压力。健康的历史教育不提倡极端民族主义，但必须牢记历史，汲取教训。日本风情街的「死因」在于选址和时机失当，当中激起的历史伤痛理应遭到口诛笔伐，但并非归咎于深受唐风影响的日本文化，否则无法解释中国诠释日本「遣唐使」时的文化自信，以及其他异国风情街的存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