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政之道首在富民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会安宁昌盛。治政首要，在于富民，以「局部富裕」为过渡，以「共同富裕」为目标。
大环境的「局部富裕」
香港已经营造大环境的「局部富裕」，正经历富民的首个阶段。中国大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超过 9%，以「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目标达到「共同富裕」，消灭贫穷。「共同富裕」是富民的指标，在承认资本主义下的财富落差下，以「先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富」；香港自 1950 年代起，由转口港转变成轻工业城市，纺织业、制衣业、制造业和塑胶业发展蓬勃，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1980 年代后，香港出现第二次经济转型，现时以国际金融中心的姿态屹立世界，稳定、开放和公平的营商环境促进经济繁荣，各项经济指标名列世界前茅。然而，繁荣未必维持安定，「局部富裕」背后的贫富落差是社会隐忧所在。
「局部富裕」的止步
止步于「局部富裕」不是真正的「富民」，而是恶性循环。中国大陆自 2008 年起，坚尼系数整体呈下降趋势，显示贫富渐趋均等，2019 年为 0.465；香港长久以来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下，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大财团垄断市场，市民丧失议价能力，加剧贫富悬殊。香港自 2001 年起，坚尼系数不断上升，2016 年更达到 0.539，是高收入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2018 年最富裕 10%与最贫穷 10%的月入差距竟达 44 倍，而 2019 年的贫穷率达 15.8%，创 11 年新高。整体而言，香港经济由「卡特」（独占联盟）主导，「在目前的制度下，很大部分的香港人感受不到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成果」。以上种种，无一不显示「共同富裕」正距离香港越来越远，贫富悬殊加剧，形成恶性循环。
「民贫」是取乱之道
「民贫」是自古取乱之道，亦是社会撕裂的深层次原因。纵观中国历史，民贫导致民乱，是社会动荡的主因，背后是政府经济政策失衡所致。香港楼价高企，居住环境狭窄，地产霸权垄断，交通费用昂贵，生活成本攀升，社会流动性低下，年轻人怀壮志长叹，对政府怨声载道，对生活前景感到绝望，渐渐走进撕裂的窘境。保守派与改革派之争，从经济层面升华至政治层面，撕裂社会，更触及「一国两制」的底线，衍生「拨乱反正」的论调。2001 年以后，香港的坚尼系数有上升趋势，巧合的是，自2003 年起，香港频频发生政治风波，难免联想起两者的因果关系。或者说，在政治控诉的社会运动外，还隐含对社会不公和贫富不均的哀鸣。
「富民」的出路
「富民」是香港的长远出路和目标。政府必须直接面对深层次问题，扮演资源再分配的角色，以及使机会均等：一、地产霸权。大财团追求利益最大化，漠视社会责任，小商户和平民沦为羔羊。政府只有出手调控，引入竞争，才能根治垄断，建立相对公平的营商环境，降低市民的投资成本，提升致富的机会；二、热钱流入。在自由市场下，外来热钱流入导致楼价与市民购买力脱节。在平衡外来投资和本地居民的利益下，政府只有设立本地首次置业市场，才能降低市民的生活成本，间接增加可动用资产；三、产业结构单一。未来数码浪潮和去中介化的趋势，只会让香港单一产业结构的疲态更明显。政府应慎重考虑结构转型的方向，如发展高端专业服务业，建立亚洲医疗、教育及文创中心，既可以顺应未来潮流，又可以符合香港已有的比较优势。以上三要，政府须当仁不让，急市民所急。
「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若香港继续止步于「局部富裕」，必定带来更多社会深层次矛盾，日后难免再度激起民愤。长远而言，香港必须深思富民之路，逐步趋向「共同富裕」，政府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