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者」与贤能治港由来已久
「爱国者治港」为香港的政治基础一锤定音后，围绕「国」、「港」与「党」之论不绝于耳。同时，国家意识到香港回归近 24 年来，歪风渐长，故加设「贤能」一条，与「爱国者」同轨。两者是并存关系，而非二择其一，原委更由来已久。
「爱国者」和尊重中国共产党的宪法权利，是治港的政治伦理。历史记忆中，「爱国者治港」不是崭新的理念。1984 年，邓小平对「爱国者」作出「尊重自己民族，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定义。中国是「民族国家」，各个不同民族相结合成一国，故爱国主义实际蕴含民族主义，爱国者实践政治运动背后需忠诚于民族共同体。以「爱国者」为前提下，才能实践「一国两制」，即坚持「一国」的原则，尊重「两制」的差异下，进行「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从法统而言，1971 年的联合国大会 2758 号决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代表「中国」一席，继承中华法统之正朔。因此，于文化层面上，「爱国」指热爱中华文化；于政治层面上，则指主权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此作为治港的道德基础，亦尊重法统所在。
与此同时，以贤能作为政治进步的指标治港，合乎实际需要。《墨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夏宝龙期望管治香港的团队达到「敢于担当、精诚团结」的 4 项要求，正是「尚贤」的表现，而「完善选举制度」是作为「尚同」的标准。贤能政治并非否定民主政治，而是以「贤能」作为指标实行民主，对民主政治持较保守的态度，将其去神圣化。自 2019 年《逃犯条例修订草案》政治风波以来，意识形态分裂造成社会对立，大众传媒的讯息膨胀造成民粹主义的兴起，假新闻层出不穷。2019 年的区议会选举，「大台」将候选人划分为「蓝营」和「黄营」，造成恶性竞争。从众效应下，大众盲目跟从「大台」的投票意愿，失去理性判断，正如贝淡宁所言「被蛊惑人心的煽动家动情的论述所左右」，打压务实「中间派」，漠视地区工作表现作为根本投票原则，政治骑劫民生，劣币驱逐良币。在没有「尚贤」的「民主」下，容易衍生「多数暴政」，社会陷入政治斗争和恐惧。
「爱国者」与贤能一直作为治港的基本要求，却因乱象丛生，不得不「旧事重提」。「爱国者」拥有伦理基础，贤能合乎实际需要，两者缺一不可，作为发展民主政治的前提。「大乱大治，大难兴邦」，或许经历一锤定音的敲振后，香港才能重新醒觉个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