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学历仍是重要？

某大机构突然降低新员工的入职要求，令大众哗然，恰巧有电视台访问应征者（并不一定是未来雇员），该名应征者的对答方式引来部分人取笑，又旁生一个谈论焦点。在常识并不平常的年代，所幸的是懂得哗然、懂得感到可笑也算表现具备常识。机构招聘，所要求的学历并非胡乱订立，背后有充分理由维持。

首先要厘清我们活在制度之中，人运用制度力求解决问题，但无可避免有漏洞。制度有大小之分，大的包括国际秩序、政治制度、全国的法律、地区的法律等，小的包括社区管理机制、营商的规限和习惯，甚至邻里对社区秩序的共识。据国史大师钱穆所言，制度就是人应对当时的问题，而建立起一套办事的机制。机构聘请员工就会落入社会的制度之中——在劳工市场中找有意者、以合乎法律和社会规范的方式聘请等。制度并不可能杜绝所有独特个案引致的问题，只能合理地推断可解决大部分将会遇上的问题，即是按目前状况，某种招聘制度会较大可能、合理可行地延揽机构欲得之才，而不可能精准地判断任何一个应征者的能力。制度设置者会考虑订立甚么准则，会有较大机会聘用合适的人，定下学历要求是常见的做法。有人说高学历也有败类、工作上的白痴，低学历也有具备才干的人，也有些人没有证书以证学历，但多年刻苦自学，学养可能比搜集文凭却不拿起书本认真读的人来得好。这些都是事实的一部分，但以此推翻以学历作为入职条件，则忽略招聘制度中讲求实效这一重要部分。机构无法在短时间内审核应征者的学问深浅，只能沿用「较大可能、合理可行」的选拔方法来聘请。

以学历作为聘任标准之一，有两大理据︰学历反映文化水平；学历反映人生概况。当然这重「反映」仍是一定程度，一如上述，不可能完全应付所有情况。

先讲文化水平，隋唐以来，华夏文明以科举考选官员，科举的内容好一部分是写诗，以西方人、现代人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匪夷所思。然而此等考选官吏制度之设立，旨在擢拔文化水平最高者。以隋唐时期来说，当时文化水平最高的人写得好诗，注意考选的标准是精通写诗，不只是写出每句字数相等、偶数句押韵、平仄合乎诗律的文字而已。隋唐的统治集团假定以诗赋取仕能选拔通晓文墨、思考精准、素有修养的人，再作下一阶段的筛选；现代的雇主作相类的假定，不论所定最低学历如何，都是认为届满该学历者，普遍具有应付工作的能力，足以处理、学懂工作所需。

若学历是反映文化水平的指标，为何有时机构会指明「本地中学毕业」、「文凭试成绩若干水平」、「会考五科合格」？此时在英美接受中等和进阶教育的人，只要没有上述本地学历，也或者被拒诸门外。英美教育可谓当今世上顶尖，连国家领导人也趋之若鹜，纷纷送子女负笈海外，反观外地人来到香港应征某些工作，竟被一个豆腐膶文凭试压服。这是考虑工作涉及与同侪、客户相处，要拥有相类文化背景，同时可预期他具备知识以外的特质。一人若取得会考五科合格，可推想他基本能处理份内事（学生时期能应付学业），年轻时期在香港常住，与同事顾客有共同背景、共同语言，较易处理受委托的事。这是由学历推断获取学历的过程，该过程也是一段人生历程，再估计该历程俾使应征者何等特质。因此文化背景并不重要的职业，较少要求应征者具备本地学历，经常与本地人打交道的职位，再高的海外学历也未必吃香。

在旧年代，有一位在会考取得九个 A 的医生朋友说︰「通过香港高考入读大学的人学问未必非常好，但忍耐力一定足够。」这正是雇主，甚至处于劳工制度上位者考虑的事，懂得忍耐刨书考试，将来应该能够抵受人力市场的煎熬，这就是香港公开考试制度长年锻造的劳工特质。现在文首提及的大机构骤降入职要求，是否把人民从资本主义的压榨中「解放」出来？但我奉劝本地的大机构要具备「看齐意识」，因为祖国的相类大机构，考选时要求入职者具备大专学历，通过公务员试，身份的确立、执行职务的权力也受学历和入职途径影响。毕竟方今六合平安，由治入兴，又没有移民潮，要找些学历颇能示人的，并不困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