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丛谈（三）：新时代的信仰

由马丁路德将他的论文张贴在北欧一所教堂墙上的那一年，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间大约三百年，称为「现代早期」的政治思想史。这个期间的知识思潮，由中古时代的基督教（Christianity）思想，被「公民理念」（Civic Vision）所取代。

现代早期的政治思想家主要关注当时已出现的国家 (State）的基础，而作为国家的一员，人民为何要遵守国家颁布的法令，及国家持有统治人民的理据。

公民理念的诞生，是以宗教改革为背景的。宗教改革发生的原因，主要是宗教信仰的问题，也牵涉其他非宗教的原因，复杂而牵连甚广。

首先，这是人民对于宗教观念的复活，使上帝蕴含于简单福音的属灵力量，摆脱希腊理性和罗马律法的羁绊。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勅令》，赐予基督徒法律地位和信仰自由，继位的狄奥多西(Theodosius)皇帝更奉基督教为国教，可见一个曾经用猛兽屠杀基督徒的国家，一天反变成教徒的牧区，这似乎是超出人类的认知极限。

鄂图一世被立为罗马皇帝，史家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开始。不久，亨利四世与教皇额我略七世发生「叙任权斗争」，起因是历代君王都聘用谙熟罗马法制的主教，协助处理行政事务，及决定任职教会的人选，使教皇大为反感。后来腓特烈大帝又与教皇出现「帝权」(Imperium)的权斗，他企图通过多项措施夺得不少行政权力，例如筑路、设定关税、惩罚性税收、任免公职人员等，令教皇极度不满。

部分信徒觉得罗马教廷及其敬拜礼仪有些僵化，而且对他们生命的救赎也没有帮助。因此，信徒的失望与怀疑，以致萌生直接经历上帝的念头，这时亟需一位德高望重的精神领袖带领他们脱离人生的困境。

第二，是罗马教廷自身的问题。教廷的行政腐败，教皇以及多名教士的失德，甚至出售赎罪券而涉嫌有歛财问题，都不是以追求真理、救赎灵魂为使命的宗教组织所应该做的事情。

另外，教廷和教士对信徒的生、老、病、死、婚姻、教育各方面，都有一定的参与权和话语权，而且也垄断知识和思想界。即使希腊原文圣经的出现，教廷依然沿用艰涩难懂的拉丁文圣经。

除了马丁路德，鼓吹宗教改革的还有几个教派，其中以法国加尔文（Calvin）的势力最大。加尔文在教义传播上，比起路德派的传播更为广泛，以后英、美两国的清教徒（Puritans）、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s）、苏格兰的长老会徒（Presbyterians）都是这个教义的信徒。

改革运动由最初路德提出直接研习圣经，所谓「信心的得救」的修道方法，以至质疑教皇的地位，后来又分别为新、旧两派在法国发生杀戮，在英国、荷兰引致宗室纷争及王位继承的问题，甚至引起日耳曼与法国的「三十年战争」（1618-1648），可见当中亦包括政治及权力的因素。

宗教改革运动也不是新教徒（Protestants）挑起争端，作势与罗马教廷及旧教徒对抗，旧教派也愿意主动作出改变，达致一个缓冲的局面。

这类志在改良教会的人文学者中，以英国的摩尔、法国的拉伯雷和日耳曼的伊拉斯谟（Erasmus）最为著名，尤其 伊拉斯谟的势力最大，影响至为深远。

第二个改良份子是教皇与教士。他们面对异教徒的蔓延，为了自保的缘故，实在不得不痛改前非。

另外第三个改良份子，是列国的国君。忠于教廷的，当然不会容易改弦易辙，化友为敌，但反对教廷的，也会因为政治及局势使然，对罗马采取一个融和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