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上是如此，但无法应用在这个情况？：读《现象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

这本书主要想探讨的是：我们怎么把艰深难懂的现象学，当作一种「技艺」来实践它，让现象学可以展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就是说，在本书长达三十三字的标题（包含主副标）中，没有出现的这两个字，「技艺」，反而才是这本书主要的研究对象。

技艺：理论与个别案例的协调

简单来说，技艺是一种介于「特殊案例」与「普遍原理」之间的东西。最具有代表性的技艺，其中之一就是「医学」。在医学治疗我们的过程中，医生必须懂得很多关于人体、生物、化学的理论，而这些理论中的现象，会符合「只要条件符合，理应会有相同的变化」的科学原理。但另一方面，医生如果要把眼前的病人治好，就不能够只顾及普遍的科学原理；他还必须要思考每个病人之间的个体差异，因为他不能为了治疗一种疾病，反而让眼前病人的身体，承受不住治疗的副作用。所以，要兼顾「普遍原理」和「特殊案例」，才有可能有好的医疗。

除此之外，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想到：因为医生要面对的，是在现实世界中的身体；但是，一个身体（人）会和许多外在的事物打交道，并且需要很多外在与内在的条件支撑，才有可能活下去。而且，人体和世界又总是千变万化、偶然的，充满著突发事件。所以，医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必定总是结合了「科学」、（施行某个治疗方式的）「时机」、「机运」（即使做到了这个时代的医疗技术尽可能的完美，但病人也未必会痊愈）三个方面，才会对现实中的人发挥影响。

而我们也可以说，根据这本书的研究：基本上，我们前面所说的「科学」、「时机」、与「机运」三者的结合，就是亚里斯多德和胡塞尔说的「技艺」。

那么，我们可以再想想看：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什么事情，也符合上面所说的「技艺」呢？汪文圣在这本书中，主要探讨三种：也就是本书标题中所写的「伦理」、「政治」、与「宗教」。

人际关系与政治：机运对政治态度的影响

除了政治立场之外，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政治态度」，像是积极的介入政治，愿意与相同立场的人、不同党派的人沟通；或者消极的不问世事，只守护自己和自己亲近的人的权益。像这样「政治态度」的不同，也常常与个人的特殊性格、不同的人生经历有关。

在《现象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的研究中，胡塞尔和汉娜．鄂兰，就有很不一样的政治态度：鄂兰比较积极介入；胡塞尔则比较消极，把自己关在学术的世界里，研究「作为严格科学的现象学」。现代的学者，大多是比较支持鄂兰的态度与想法。不过我想：如果考虑到胡塞尔的人生经历，那么，他对政治保持相对消极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去同情的了解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铺天盖地的战火中，胡塞尔也曾经犹疑过：是不是要跟著身旁的人摇旗呐喊，毫无保留的支持自己的国家？但最终：他的一个儿子战死沙场，一个儿子头部中弹，还好幸存下来。并且，在我们后来的人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只不过是一场没有「理想」、「正义」的战争，交战的双方并没有哪一方是比较对的，仅仅是在争夺领土而已。

在这样的人生经历之后，胡塞尔提出了「社群」在「政治」之上的论点，意思是：人，必定总是活在某些人际关系中，亲情、友情、爱情、邻人、商业关系等等；但是，政治却不总是必要的，政治只是外加在这些关系的「附带的现象」。

我想，也许我们可以在吸收鄂兰对「政治」现象的分析的同时，也重新思考胡塞尔这种「单子论」式的、认为个人与人际关系优先于政治的观点；其实，这种看似消极的、个人主义式的论点，或许还藏有很强大的政治批判的潜力。能够给我们一个最熟悉的立足点，去评断政府权力的运用是否适当、或是不适当的侵入了私人领域，与他们的施政结果是好是坏。

机运与人生：学科不足以安排多变的生活

我们的人生，总是面对著各种「机运」：偶然的、很有可能发生的、机率很低的事件等等。但是，我们还是想要掌控自己的生命；即使在我们无法掌控的情况下，那么，也至少想要更了解，在我们视野中的这个世界。所以人类发明了「科学」或「学科」（science）。可是，科学只告诉我们普遍的原理；要把原理有益处的、减少伤害与风险的应用在生活中，并且应用在各种个别的、不同的特殊案例中，我们还必须去面对偶然性与特殊性，思考原理如何和现有的情况相结合。这，便是我们所谓的「技艺」。也就是，汪文圣教授耗费多年，以《现象学作为一种实践哲学》全书400多页，所致力探索、解答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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