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疯日旅却可能不知道的日旅史 | 写在北海道篇之前
疫情之前的北海道，总是与雪祭、流冰、花海、湿原，以及各种酪农渔牧业所衍生的各种土产，所建构的观光旅游意象紧密相连。2016年，北海道也进入了「新干线时代」，利用铁路从本州前往北海道的时间更为短缩。
不过，幕末明治时期的北海道，与之紧密连结的关键词，不是新干线，不是观光旅游，也不是薯条三兄弟与六花亭，乃是探险、战役与开拓。
德川时代，幕府所实际控制的北海道，仅有道南地区的箱馆、江差、松前等，被称为「和人地」的区域。当时的北海道也不叫做北海道，而是称为「虾夷地」，而「虾夷地」也并非仅指称北海道，像是现今的萨哈林岛，就曾被幕府称为「北虾夷」。
18世纪中叶以降，幕府对虾夷地的调查探勘，始终与西方列强势力的进入东亚，特别是俄罗斯意欲将影响力，伸入更南边的太平洋，此举不断触动幕府当局与知识人对北方的危机意识。最上德内、近藤重藏、间宫林藏、伊能忠敬、松浦武四郎等人，皆曾奉幕命进行虾夷各地的调查、测绘工作。
松浦武四郎赴北海道之前，就已是个走遍日本各地的旅行家。他在长崎旅行的之际，接触到各种进口的外国情报与图籍，由此了解到北方情势，触发了他前往北海道探险的动机。1845至1858年，松浦武四郎六度前往北海道从事探险调查的工作，通过他所写下的《再访虾夷日志》，来追索他第二次前往北海道的旅程，当时自江户出发，途经水户、仙台、津轻各藩，接著搭船渡海，抵达幕府辖下的松前藩，已经是四个月之后的事。
幕府数次将虾夷部分区域纳入直辖，其直辖政策的用意，是为了怀柔、教化阿伊努人，使之「和风化」，形塑其归属日本的意识，避免遭到俄国的拢络。只是，直辖的效果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北疆的警备费用，成为其沉重的财政负担，最后仍将之归于松前藩的管辖下。此外，幕末政局混乱的掣肘，当时试图从本州引进移民与外国技术进行农矿开垦的计划，也未能达到实质的效果。
随著培里的黑船来航，最终使幕府走向开国。1854年，旧称为箱馆的函馆，由于日美神奈川条约的签订而开港，而成为日本最北端的通商口岸。
外国人开始在箱馆居留，设立教堂、新式学校、领事馆、洋式住宅，逐渐让箱馆这座城市带来国际化的风貌。而幕府为了加强控制起见，重新在此设立奉行所，作为处理涉外事务的对口单位，并在法籍军官的协助下，兴建了称为五棱郭的星形堡垒，也在各处设立了砲台。
后来创立京都同志社大学的新岛襄，在1864年因缘际会搭船北上来到箱馆，投宿于东正教会中，希望能寻找居留于此的英美人士，以英文学习圣经，新岛其后也在友人的协助下，由此成功偷渡前往美国留学。
从开港之初的偏乡僻壤，到新岛襄的滞在经验，箱馆成为国际港市之后产生的转变，其实也不过短短10年而已。
1869年，北海道全岛被纳入日本领土，明治政府根据担任开拓使判官的松浦武四郎所建议的「北加伊道」之名加以修改，将这块土地改称为北海道。
与旧幕府军对决的箱馆战争获胜之后，明治政府在北海道设立了开拓使，由重要的藩阀势力之一，也就是萨摩藩，主导北海道的拓植与经营。开拓使为了加强对北海道中心地带的发展，以防范俄国势力的入侵，将办公厅舍从函馆转迁至札幌，北海道的行政中心自此从道南转移至道央。
现有将近两百万人口的札幌，在德川末期即有受命移居于此的东北各藩武士，从事警固工作。时序进入明治初年，出身萨摩的黑田清隆，因箱馆一战的功绩，先后担任过开拓次官与长官，长达10年之久。黑田在任内招募了数名美籍人士作为开拓使顾问，例如曾任美国农务局总裁的开普伦(Horace Capron)，以及协助开办札幌农学校的克拉克博士(William Smith Clark)，在这些人的协助之下，进行札幌的都市规划与教育建设，并导入西洋式的农业经营模式。
在美籍顾问的规划下，连接函馆、室兰的公路，以及札幌、小樽之间的铁道，也逐步兴建完成。此外，为了因应开拓所需的人力，黑田也建议政府设置屯田兵从事农耕开垦。
不过，开拓的理想很丰满，现实总是很骨感。即使黑田清隆向政府争取了大量的经费，也鼓励失去土地与俸禄的贫困士族前往从事垦拓，但广大的土地稀释了人力与经费，气候的酷寒，也使拓植的进展受到一定的限制。
北海道的行政区划与体制，在开拓使一职达成阶段性的任务而废之后，迭经调整，多仍选任旧萨摩背景的人士担任县令等要职。例如1886年任职初代北海道厅长官的岩村通俊，虽然出身旧土佐藩，但是曾在废藩置县后，任职过鹿儿岛县令，也算是具有萨摩相关背景的行政官员。
同为萨摩出身的大藏卿松方正义，在1880年代为了解决西南战争之开销，所造成的通膨问题，开始实行通货紧缩政策，造成农产品价格狂跌，农村更形贫困。许多农民为求生计，移民北海道另寻新的发展机会，也成为贫困农村住民的另一项选择，北海道因此由原本的屯田兵移住，迎来了源源不绝的，以平民为大宗的新住民或劳工。由于东北或北陆各县的气候与北海道相似，移入的人群也以这些地区的居民为多。
男性的劳动力之外，安政年间，解除了女性渡海的禁令，随著函馆成为开港地，在幕府的许可下，当时的山之上(山ノ上)地区，仿照江户吉原的模式，设立以居留外国人为服务对象的游廓，明治年间逐渐发展为北海道最大的红灯区。札幌继之也在政府的主导下，以薄野(すすきの)作为游廓的预定地，许可当地商家公开从事妓楼的营业，在岩村通俊担任道厅长官期间，正式命名为「薄野游廓」，并投入经费扩大其规模。
此外，诸如小樽、室兰、旭川等处，也都有政府许可的游廓设立。这些在游廓从事性工作的女性，多来自东北地区，因农村贫困，或债务问题，被家人转卖，或自愿赴北海道卖身者。现在位于函馆市的地藏寺与札幌的丰川稻荷神社，仍留有当年游廓经营者们，为往生的游女所建的供养塔与哀悼碑，供奉客死异乡，无亲人接手安葬的游女们。
秋田县出身的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在1929年根据真实事件所撰写的小说《蟹工船》，就曾经描写政府利用电影等媒体，宣传移民北海道能够致富的愿景，诱使内地失业的农工阶级前来垦殖，书中曾经提到：
他们是希望稍稍得了一点钱，就可以回到自己的乡里，于是渡过津轻海峡，走上雪深冰厚的北海道去。在蟹工船中，这种自己田地被「他人」掠夺，最后来到这里的人也不少。
有人来不及等到田地的垦殖收成，耐不住饥寒而死亡；有人则是在垦拓有了些许成果之后，受到资本家的诱骗而再度失去土地，为生计所逼，受雇为蟹工船上的渔工之后，进入的又是另一个血汗地狱。更有些在都市因失学而穷困的学生，受到掮客的诱骗，成为蟹工船上的劳工，在苦寒的鄂霍次克海中，忍受低薪、过劳、恶劣的卫生环境，这样的惨世界，在小林多喜二的笔下屡屡被描写。
函馆开港之后，东正教会首先在此设立传教据点，为基督宗教最先在北海道宣教的宗派。继之天主教与新教各派，也陆续派遣传教士进入道内各地，为筚路蓝缕的开拓民众，注入信仰的精神寄托之外，也走入阿伊努人居住的地区从事田野调查，试图改善其生活习俗，进而使之皈依基督信仰。
例如英国圣公会传教士John Batchelor，在1870年代末期开始以道南宣教，曾深入阿伊努人聚居的日高地方，学习阿伊努语，继之设立教会学校与医院，提供阿伊努人教育机会与现代医疗，并将圣经翻译为阿伊努语。
明治政府最初则以奖励农业、禁止刺青与耳环，鼓励说日语、使用日式姓名等措施，并以保护动物为名义，禁止阿伊努人使用传统的毒矢等工具进行狩猎，试图改变阿伊努人的外型与生活方式。通过灌输农牧技术知识、上京拜见皇居，以形塑天皇制的意识形态，对原住民施以「教化」工作。
此外，近代日俄两国对桦太、千岛列岛的归属变迁，亦成为阿伊努人所难以承受之重。长久生活于南桦太的阿伊努人，曾被强行迁移至道北的宗谷地区，其后又辗转迫迁至札幌、小樽等地，强制其从事农耕与炭矿开采。居住于俄国国界最近的占守岛住民，亦被迫迁至色丹岛，统归当时的根室县加以管理，以防止他们与俄国人民密切往来。
基督教的传入、内地人口移入的激增，农耕地的逐步扩大，政府的教化与迫迁，无不冲击著过去仰赖渔猎、采集维生，拥有独特生活方式与文化的阿伊努人。他们逐渐丧失了原本的土地与谋生方式。实则试图使阿伊努人成为农耕民的效果不彰，他们难以适应农耕生活，多数陷入贫困，气候与生活环境的改变，亦面临水土不服，与各种疾病的威胁。
明治以降，北海道逐渐展开「内地化」的漫长过程。有人在这块土地上重新站起，有人为这块土地丧失了性命，而成就了北海道的发展，北海道也成就了近现代日本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