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的诱惑

「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只是，你凭甚么审判我的灵魂？」著名的存在主义文学作品《异乡人》中的主角在法庭审判时如此说道。

九七后的一代人是失落的，被问「几时拍拖呀？」、「几时结婚呀？」、「依家揾几多钱人工一个月？」苏轼其中一首《定风波》道：「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被投闲置散或在都市里无心睡眠的文人墨客，总可以如陶渊明般隐居田园，数点梅花天地心，读书之乐在于不求甚解也。但在大数据年代，就无可能再「安心出行」了，因为脸书这个老大哥使用演算法令人陷入虎穴龙潭，令人不能自拔。

几时拍拖、几时结婚、揾几多钱，与你何干？本来就不相干。我们从母亲体内来到这个世上，本无一物。但尘埃自染，你耐得它何么？自以为在数亿同伴的竞争之中战胜归来，孕成生命，却来到一个「上帝已死」的世界。尼采这句说话的意思可不在否定上帝以及创世主的概念，而是担心人类在世俗主义以及人文主义的时代失去了作为人的意义，然而，他的恶梦却已成真了。

道路是崎岖的，前途是光明的。二零一九年一声「香港人加油！」、「撤回！」为我们送上变革香港的呼声。为身陷抑郁症的笔者以及笔者身边的朋友，送来了人生意义。共同为香港及同伴作战的浪漫实在香港古今所未有，可谓之为此数年间的抑压的爆发。「年少多好，顽劣见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社会运动的本义从来不再运动目标本身，而在参与运动的群众本身。「人民群众」这个字于共产党而言，实在用得太好了。要求撤回《送中条例》只是表征，内里根深柢固的是吾辈的失落感。

虽然运动在二零二零年香港政府推行所谓《国家安全法》以后愔然落幕，然而历史仍是现在进行式。笔者没有能力为历史下妄下判断。在二零二零年源起自新型冠状市的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时，社会运动鸣金收兵，「伟大、光明、正确」的国安法指定法官「依法」对暴徒判处监禁，以昭示新香港的秩序及它所定义的「公义」；苏俄的指定法官乌尔里希（Vasiliy Ulrik）也是「依法」对史达林的政敌进行审判并处之以死的；纳粹德国也是「依法」屠杀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浪漫主义最大的意义是在于自我赋予意义，但是并不真实；虚无主义最大的意义在于自我陶醉，却不浪漫；存在主义是真实而且是浪漫的，但是最痛苦的也是存在主义本身。尼采说世俗主义与人文主义无法取代基督宗教对于人类灵性的作用，在于相信宗教的永恒性质以及无可取代的精神寄托。现代人认为上帝及宗教是可笑的，连登仔会问「边间教会？」令人莞尔一笑，正如双门洞的成智勋说「我不信耶稣的。」一样，宗教在现代是变得荒谬的。但不代表现代社会没有宗教，追求语录式的爱情、赚取无意义的金钱、满足无止境的性欲等等，都是新兴的宗教。这些没有经过思考与反抗荒谬的人生注定是徒劳，是无意义的。因为这样是否定了人类生存的本质与形式。

笔者并非否定心理治愈师的专业，但是每当问「我做人的意义是甚么？」的时候，他们总会回复「我也不知道，你要自己去找。」这听上去很励志，人依靠自己的力能创造一切。但是这种论调却否定了思想爆炸就如宇宙大爆炸般，是讲求灵感启示的。在三千大千世界的宇宙之中以人力寻求所有事情的意义，这可能吗？当世俗主义抽空一切意义，只追求贴实的感觉，那么就不会有笛卡儿对人类存在形式的迷思，「我思考所以我存在」的逻辑：因为我思考，所以我确认我的存在是切实的。「意义」与「希望」分别构成了人对过去以及未来的定性。当科技极权及政治极权，运用一切可见及不可见的方法，否定青年生而为人的意义，消灭青年对未来的希望，那么，人间炼狱就是如此形成的。虽然偶尔会有邱吉尔似的英雄出来临危勒马、力挽狂澜，但试想像人类没有自我修复的能力，世界可会变成甚么模样？

存在主义讲求「真实的感觉」，因此异乡人的主角因为感到炽热而开枪杀死阿拉伯，在个人情感层面上是可以被同情的。为了革命而甘愿身肩重负上前行刺满清亲王的汪精卫是情操高尚的革命家，而不是「孤狼式的恐怖主义袭击」。但是人生不能只被「革命」所定义，也没有人需要这样做。在二零一九年「重拾人生」的香港青年，在新型冠状市肺炎的政治剧目以及「爱国者治港」的表忠栋笃笑下，就再度失去了人生，在肉体上，在精神上。监牢以外的人，原本用以依靠为生命意义的社会运动早已在此消失殆尽。

在转折的过程之中是痛苦的，寻求意义也是痛苦的。虚无主义能够为人追寻浪漫而且真实的「感觉」，但这是痛苦的，因为这些感觉是短暂的。短暂的感觉消失了，就寻求另一种「真实」的感觉，周而复始，陷入了佛家所说的无限轮回之中。「宁作飞灰，不作浮尘。举投熊熊烈火，光尽而灭。不伴寂寂朽木，默默同腐。宁为耀目繁星，迸发万丈光芒。不羡永恒星体，悠悠沉睡终古。」可是在无尽的宇宙之中，是没有时间概念的，这已经是永恒。在这个时候，我选择在无尽的虚无之中以及生命投降主义的逆流之下，向天高声诵读圣法兰西斯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