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孭飞无权」：香港，有一整代人活在这个位置
你是否都遇过这种处境：一个项目出事，所有矛头都指向你，要你负责、要你解释、要你善后；但当初决定怎样做的，根本不是你。你有的，只是「孭飞」的责任，却从来没有「话事」的权力。今天半宅职薯就和大家认真讨论，香港职场上一个最庞大、却最沉默的群体——「孭飞无权」的人。
什么是「孭飞无权」？
先说清楚这四个字。「孭飞」，是要你承担后果；「无权」，是你根本没有相应的决定权。
最典型的场景是这样：上司把一个项目交给你，说一句「全权交给你」。你以为这是信任、是上位的机会。但真正做起来，你才发现：预算要上头批，人手要别的部门配合，方向随时被一句「老板觉得不行」推翻。你能调动的资源接近零，但项目一旦失败，问责的第一个，一定是你。
责任满手，权力落空。而最无奈的是：你根本没有得选。
这不是个别倒霉，而是一种结构性的无奈
很多人以为自己孭飞无权，是时运不济，是遇着衰上司。但说穿了，这不是个别人的倒霉，而是一种结构性的安排。
香港的公司，尤其是大机构，决策权高度集中在最顶层；而执行的压力，则层层往下压。夹在中间的人——前线主管、项目负责人——就成了那块上下被咬的夹心饼：对上，要消化老板一个又一个未必合理的指令；对下，要驱动一班自己根本无权给他们加薪、决定他们升迁的下属。权力被上面收走，责任被上面推落，他就成了那个「上下两头都不到岸」的人。
你想反抗吗？上面一句「你不做，大把人想做！」，就足以让你收声。香港租贵、供楼、养家，每一样都是实实在在的重量。于是绝大多数人，只能默默把那张飞孭起，继续行。不是不知道不公平，而是知道了，也走不开。这份「明知不对，却不得不受」的无力感，才是孭飞无权最夺命的地方。
权责不对等，是会慢慢逼疯一个人的
这份无奈，其实有扎实的学术根据。学者 Robert Karasek 提出著名的「工作要求—控制模型」（Job Demand-Control Model）：一份工作对人的伤害有多大，不单看「要求」有多高，更关键的是看你手上有多少「控制权」。
研究发现，最容易令人崩溃、出现健康问题的，不是「高要求」的工作，而是「高要求、低控制力」的组合——要你担起千斤重担，却不给你半点调度的权力。孭飞无权，正是这种「高压工作」的教科书级示范。一个被困在这里的人，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而垮下，而是因为他被放在一个结构上注定赢不到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长期觉得疲惫、无力、做极都不对，未必是你不够好，而是这个「位」本身，就是设计来消耗你的。
香港，有一整代人活在这个位置
把镜头拉远，你会看见一个惊人的事实：孭飞无权，不是少数人的遭遇，而是香港一整代中层的集体写照。
他们大多三四十岁，读过书、挨过世界、做到中层。对上，是手握大权却离地的高层；对下，是一班开始讲 work-life balance 的后辈。他们是公司运作的真正引擎，出事时第一个被问责，论功时却轮不到他们上台。他们供着楼、养着仔女、照顾着父母，连说「裸辞」两个字都感觉奢侈。
心理学有一个概念叫「习得性无助」：当一个人反复尝试却反复失败、反复发现自己无力改变处境，他最终会索性放弃挣扎，连逃走的念头都消失。香港很多中层，正活在这种状态里：他们不是不知道自己被剥削，而是试过、累过、绝望过之后，选择了麻木：返工、收工、孭飞、收声，日复一日。
这群人是香港最沉默的一群。他们撑起了无数公司，却几乎没有人为他们发声。
那，还有出路吗？
说到这里，我必须提醒大家思考事情的另一面：无奈是真的，但彻底认命，不是唯一的选项。
破局不一定是轰轰烈烈地辞职反枱。它可以很细，例如：接一个新项目之前，先冷静问一句「我可以自己拍板的范围到哪里？」，把权力的边界在开始前讲清楚；把上司口头答应的权限，用一封电邮覆述确认，让「权」和「责」一样，变成看得见的东西。
这些动作不会立刻改变整个结构，但它至少让你从「完全被动」，拿回一点「自己拣」的空间。而往往，就是这一点点不肯完全认命的空间，决定了一个人最后是被这个位置消耗殆尽，还是有一日能够走出去。
结语
孭飞无权，是香港太多打工仔逃不掉的现实。我写这篇文章，不是要贩卖甚么「正能量」，叫你「转个念头就无事」——那是离地的风凉话。
承担，是香港人的美德。而除了上述方法之外，我想给你知道有一套更强力的工具：「无权力领导学」。
关于无权力领导学，我将来会在这里分享更多。而在掌握这套技巧心法之前，你要做的，就是撑著，别让自己连「不甘心」的力气在黎明前都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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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宅职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