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十九岁的我》以外的成人面目纪实

二零二三年，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公映，被揭发制作过程罔顾主角意愿，导演张婉婷在舆论压力下，忍痛中止播映。事隔三年，原来风波再度掀起，众多成年人的表现拼凑一起，成为比《给》更有教育意义的真实纪录。

《给》追踪英华女学校的六位中一学生，十年内的成长历程。拍摄团队获学生签署同意书，表示愿意拍摄。然而，过程中拍摄团队与追踪对象的关注事项不同。团队认为只要取得学生同意，拍摄、公映理应毫无阻碍。学生则在并不完全知悉状况（例如以为是校内播映而非公开上映），以及在成长后不愿公开往昔片段，最终反对纪录片上画。虽说只有两名主角提出如此异议，但香港人绝对理解年少时或为求助人，或受成人压力，或任何其他原因，半推半就下许诺一些事情，后来却恨错，而体谅学生。制作团队挨轰，电影上映几日，旋告落画。

关于《给》的争议，我读过最好的分析是区家麟《最后的信仰——新闻伦理十二讲》的其中一章节（页 99 至 118），概括归纳要旨就是︰受访者、纪录的对象往往处于弱势，保护他们比起保留制作者的心血重要得多。论证中援引多项拍摄纪录片的守则和实例，值得一读，于此不详加引录，书中所言可谓对于三年前争议中肯的评断。

基于这重判断，避免再度骚扰主角理应成为制作方日后再计划上映《给》时，首要考虑事项。若再上映，就删剪成一个涉事者满意的版本；若不能，就放弃公映；若嫌再度联络有关人等麻烦，同样不公映；若无法排除她们反对的可能，又是不公映。法律上有「沉默不是允许」的原则（silence is not consent），于此亦适用。近日所见，张婉婷、英华女学校、发行者高先电影的行为并非如上述考量，呈现另一种面目。

自今年初至四月，上映风波再度出现，各方举动频繁，暂时又只能基于各自所述组合时序，姑且概述如下。据英华女校称，该校一月与参加拍摄的旧生商讨再度放映，王卓聆（阿聆）未有回复，连同佘丽薇（阿佘）的其余旧生表示同意。据张婉婷称，二月她连同高先与英华女校的校长、副校长会面，校长要求她们准备参加影展的预算，校方没反对上映。四月，消息指电影在意大利乌甸尼远东电影节放映，有主角表明不同意，包括阿佘，而张婉婷指她的表达与以往不符。此后，英华女校发表声明，声言身为片主，并未授权电影在电影节放映，又强调未得主演者一致同意前，不同意任何形式的放映。高先及张婉婷连番反驳，高先指根据发行合约，校方已授权该公司发行及参展。

张婉婷团队的言论值得注视，他们在公开信中自言三年来保持缄默，饱受精神压力，为尊重学校，为片中同学不受舆论干扰，「哑忍了三年」，直斥英华女校「讲大话」（说谎），他们「非常震惊」，「不是我们认识的英华女校，或是任何教育家的所为」。当初哑忍，方今反击，仿佛一肚怨气无处宣泄，久炼成精。某夜月黑风高，妖气爆发。如斯言论，顾影好像宫怨连绵，对校方又似连番掌掴。个中暴怒，跃然纸上。

被指说谎，英华女校未有进一步回应，加上若张婉婷并不确定校方言说，应不会言之凿凿指控对方说谎，至少可推断英华女校对制作人与公众的言论不一。较可能的情况是校方起初没有明言是否同意《给》参展，预想即使参加影展，也未必获得大会允许，对制作团队只说些模棱两可的话；后来公映一事再度吸引公众关注，三年前的批评死灰复燃，校方发现势色不对，随即与张婉婷划清界线。张婉婷指控的「不是教育家所为」某程度恰当，在于学校不是诚实正直，看风掌舵，也没有以保护旧生为优先考虑。

张婉婷及其团队声言「哑忍」，对于阿佘早在二零二三年接受访问时，所表达反对放映的意愿不闻不问，一再指出她「同意」，决意公映。明显在知悉争议不断的情况下，仍执意放映，只选取对自己有利的部分事实，作为支持公映的理据，而忽略不利、且更为重要的其他事实，意图蒙混过关。发现学校说谎，竟暴跳如雷，似乎真心诚意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无视制作团队屡次企图避开公众耳目，闯关播映，违反主角意愿。设想如斯心境，《给》一部纪录片号称记录六名女孩的成长，承载青葱气息，满有人文关怀。到头来视参演者为客体，宛若金鱼缸里任人摆弄的金鱼，毫不尊重她们。原来电影制作者心目中的事成高于一切，他们由始至终不认为制作至放映有问题，这才叫公众「非常震惊」。

四月十二日，高先公告《给十九岁的我》退出乌甸尼电影节，这部纪录片再度无法上映，但由涉事人等穿插而成的成人生态纪录片却清晰无比地展现于人前。诚如诗人卞之琳《断章》所言︰「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成人在自命攀上高峰的同时，有否注意脚下的路或许下引地狱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