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伊朗，再談區分——伊朗女球員拒唱國歌

上週講「區分」，今週延續這話題。就在美國、以色列聯手轟擊伊朗之際，出外的伊朗人接續國內民間的抵抗。伊朗國家女子足球隊在澳洲參與亞洲盃，部分隊員拒絕唱國歌，事件與壓逼、女性、人權等元素有密切關聯，又一次堪作思考訓練的素材。

事件始於三月三日，伊朗隊在澳洲黃金海岸與南韓作賽，當時伊朗戰爭已展開四日，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曼尼被誅殺。賽前國歌奏起，所有球員沒有唱國歌。此舉在正常的國度當然沒有問題，伊朗也沒有明令規定運動員在奏起國歌時的舉動，但慣例是運動員要伴隨音樂一面唱，一面倣照軍人敬禮。不如此行者，多半遭追究，包括被國家安全部門傳召、公開道歉、往後不獲入選國家隊等。今次官方傳媒嚴辭譴責涉事球員，稱她們為「戰時叛徒」，聲言該當嚴厲處罰。伊朗政府的回應無疑明示球員將受恐怖對待。

事發後的六日內，伊朗隊再作賽兩場，對手分別是澳洲和菲律賓，球員兩次均唱國歌並敬禮。球迷關注伊朗球員的去向，他們集會聲援，甚至堵截球員乘坐的旅遊巴，希望從中拯救，避免她們返國後遭清算。部分球員隔着車窗，做出 SOS 求救手勢，令外界加倍注視事件狀況。澳洲政府快速批出六名球員的政治庇護，美國總統川普亦表示若澳洲未能全部接收，美國可代勞。有一名獲庇護的球員決定返國，澳洲總統艾巴尼斯稱這是球員的個人決定，重申保護球員的立場不變。

只有自命地位與神同等的政權，才把象徵國家的死物、抽象符號奉為膜拜的對象，於是勒令國民走遍天涯海角，都對該等符號三跪九叩。對相關事實與倫理有基本判準，都會支持保護伊朗女球員。這事件絕對令人扣連女性在伊朗的待遇，也容易以「女權」的視角察看，於是支持球員與否，彷彿變成是否支持女權。這次再談「區分」，是先談不要胡亂區分，今次國歌問題宜分幾個層次理解，基本一層毋須以女權角度觀之。任何伊朗運動員若不以政府認可的慣例面對國歌，都極可能遭受同樣處分，即待遇與性別無關。此外，不論男女，若因為不唱國歌而受罰，都不應該，這種不合理的待遇施予男或女身上，同等無理，這又是另一個事件與性別無關的理由。

然而，推上一層思考，以女權角度看待這問題有可取之處。首先，女性在伊朗的地位明顯與其他文明開化地區不同，她們會因為在街上沒有戴好頭巾，而被宗教警察苦待。婚姻制度是一夫多妻，十多歲的少女也會被逼嫁人。眾多現象告訴世人，伊朗的女性處於制度性弱勢，政權刻意在無必要的情況下差別看待她們，亦即歧視。在這脈絡下，以女權角度討論相關問題就有積極意義。

由於地域、政權、制度的因素，導致普世所講的「女權」容易千差萬別，彼亦一焦點，此另一焦點。例如西方提出女權的人（並不限於女性）縱使如何描述父權社會壓榨女性，剥削她們的權利，扭曲她們的精神，卻絕少在類似伊朗女球員拒絕唱國歌的事件上，向目前世上最惡毒的「男性沙文主義」政權掉半隻雞蛋。他們的理論足以構築全世界女性受壓逼的想像，但總忘記套用到最等待救援的國度。童婚、女童遭拐賣、被逼輟學，他們不聲討；打擊線上厭女、身體自主、男女同酬，才是應當高舉的旗幟。因此講女權，先要釐清是爭取伊朗、巴基斯坦、蘇丹、剛果、塞拉里昂的女權，還是在法例容許隨時轉換性別的地域爭取女權。甚至西方先進地區和東亞先進地區的女權發展也不一樣。再進一步，東亞之中，日本、臺灣、南韓、香港的女權發展又見差異。此處列舉表面上是地域的區分，實際是辨明脈絡，公眾別誤會高舉女權的旗幟，世間擁護人權者就得招聚一起，暫時可見的是部分形式的女權獲熱烈倡導，部分則長久被忽略。

英國作家 J.K. 羅琳在伊朗政府譴責球員拒唱國歌後，在社交平台 X 發文，呼籲國際足協和澳洲政府保護有關球員。連同以往協助阿富汗婦女逃離塔利班逼害，羅琳再次展現她對西方以外地區女權的關注。有網民質疑羅琳的呼籲，認為球員逃離伊朗，在本國的家人會遭受威脅。羅琳堅守立場謂︰「若我的女兒是其中之一，我會叫她留在安全地方，毫不猶豫，無論我要面對何等後果。」（If my own daughters were among these girls I wouldn't hesitate to urge them to stay where they were safe, no matter the consequences to me.）行為的結果難料，尤其面對邪惡強暴的勢力時，黎民百姓更顯無力。或許意圖設身處地的心腸，是講他人權利時的基礎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