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塔耶与革命：从禁忌—僭越模型理解群众运动
我们如何通过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理论视角来理解现代革命运动？或许可以从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入手。
“五月风暴”首先是一场典型的群众运动——它超越了常规政治秩序，具有强烈的自发性与反建制色彩。然而，与传统共产主义运动不同的是，它几乎毫无组织性。这场运动最初由巴黎部分大学生对学校权威的抗议点燃，随后迅速蔓延至全国工厂，获得数百万工人的响应。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法国共产党（PCF）不仅缺席，反而在主流媒体上公开批评这场运动，指责其缺乏理论根基，无法将激进情绪转化为可持续的政治成果。
历史似乎印证了法共的判断：五月风暴来得迅猛，去得也快。在总理蓬皮杜采取灵活策略（如提高工资、提前选举）后，运动迅速退潮。更令人深思的是，紧随其后的议会选举中，戴高乐领导的保守派大获全胜，仿佛那场席卷全国的动荡从未发生。
这一充满矛盾的现象——声势浩大却无实质政治成果——促使我们追问：这类群众运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是否真的旨在推翻政权、建立新秩序？抑或，它另有其深层的社会心理功能？
在此，巴塔耶关于“禁忌”（taboo）与“僭越”（transgression）的理论提供了极具解释力的视角。
巴塔耶指出，僭越并非禁忌的简单对立面，而是其结构性的补充。人类文明的诞生，恰恰在于将原本混沌无序的动物性欲望，通过禁忌加以规训；而僭越，则是在特定时刻对禁忌的短暂突破。这种突破不是为了摧毁规则，反而是为了重申规则的存在——正如节日之于日常、狂欢之于劳动。没有僭越，禁忌将失去其张力；没有禁忌，僭越也将失去其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将社会规则理解为一条动态的“行为光谱”：一端是禁忌（压抑、服从、理性、生产），另一端是僭越（释放、反抗、非理性、耗费）。而法律、道德、劳动制度等，正是对个体在这条光谱上位置的规范与调节。而这两者在规则这条线上震荡分布，禁忌在左，僭越在右。
从这一模型出发，“五月风暴”便不再仅仅是一场失败的政治起义，而是一场集体性的、被压抑欲望的仪式性释放。工人占领工厂，并非出于夺取生产资料的明确纲领，而更像是一场“节日式”的狂欢——他们唱歌、辩论、张贴海报，在短暂脱离劳动纪律的自由中体验解放的快感。而当狂欢结束，他们又自愿返回工厂，重新接受规章制度的约束。这并非背叛革命，而是完成了社会系统所默许的“僭越—回归”循环。
换言之，此类群众运动的核心目的，往往不在于实现具体政治目标，而在于“僭越行为本身”——即对日常压抑的集体宣泄。正因如此，运动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其理论深度或组织严密性，而在于其能否激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与参与冲动。
这也解释了为何某些政治领袖（如毛泽东）特别擅长发动群众运动。他深刻理解群众的心理需求，强调宣传语言必须“通俗易懂”“贴近群众”，用口号、象征和情感动员取代抽象理论。在他看来，运动本就是波浪式的：每一次高潮（僭越）之后必有低谷（禁忌），而低谷恰恰为下一次高潮积蓄能量。这种节奏，正是禁忌与僭越交替运作的体现。
这种“被允许的僭越”模式在中国社会尤为显著。例如21世纪初的“反日”“反韩”浪潮，表面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实则为民众在国家默许下进行的一次集体越界行为——人们可以在爱国旗帜下合理地破坏日系商品、辱骂“汉奸”，甚至短暂突破法律边界。这种“合法的违法”，正是现代社会为压抑个体提供的情绪安全阀。
回溯历史，明清时期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道德秩序，对人性（尤其是性）施加了极端压抑。这种高压之下，社会反而滋生出对“越轨者”的极端仇恨与暴力惩罚——因为惩罚他人，成为普通人唯一被允许的僭越形式。义和团运动中的“洋教淫乱”谣言，正是这种心理机制的产物：在性压抑的文化中，男女混杂的基督教集会被想象为“聚众淫乱”，既反映了对禁忌的恐惧，也暴露了对僭越的隐秘渴望。
巴塔耶模型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应用，比如在人的精神分析中，例如我们便可以利用这一模型对“施虐癖”和“受虐癖”进行重写，而这两者的区别便是其行为在限制和僭越这两个层面分布的不同。
巴塔耶的模型还可拓展至文化比较领域。例如：
• 意大利文化受文艺复兴与享乐主义影响，禁忌与僭越分布相对均衡，社会对越界行为容忍度较高；
• 德国文化则表现为“禁忌强于僭越”，但一旦僭越发生，往往以极端、系统化的方式呈现（如纳粹时期的“以秩序之名行暴力之实”）；
• 而深受儒家理学影响的东亚社会（如中国、韩国、日本），则长期处于高禁忌状态，僭越虽被压抑，却在特定历史节点以激烈、非理性的方式爆发。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构想一种“社会行为动力学”：通过对群众在禁忌—僭越光谱上的行为分布进行统计与分析，揭示集体行动背后的结构性逻辑。这不仅有助于理解革命与抗议，也能解释消费狂欢、网络暴力、体育赛事骚乱等当代社会现象。
总之，通过巴塔耶，我们可以对于共和国了历史和现代的社会各种情况进行进一步的理解。文章標題 巴塔耶与革命：从禁忌—僭越模型理解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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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通过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理论视角来理解现代革命运动？或许可以从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入手。
“五月风暴”首先是一场典型的群众运动——它超越了常规政治秩序，具有强烈的自发性与反建制色彩。然而，与传统共产主义运动不同的是，它几乎毫无组织性。这场运动最初由巴黎部分大学生对学校权威的抗议点燃，随后迅速蔓延至全国工厂，获得数百万工人的响应。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过程中，法国共产党（PCF）不仅缺席，反而在主流媒体上公开批评这场运动，指责其缺乏理论根基，无法将激进情绪转化为可持续的政治成果。
历史似乎印证了法共的判断：五月风暴来得迅猛，去得也快。在总理蓬皮杜采取灵活策略（如提高工资、提前选举）后，运动迅速退潮。更令人深思的是，紧随其后的议会选举中，戴高乐领导的保守派大获全胜，仿佛那场席卷全国的动荡从未发生。
这一充满矛盾的现象——声势浩大却无实质政治成果——促使我们追问：这类群众运动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是否真的旨在推翻政权、建立新秩序？抑或，它另有其深层的社会心理功能？
在此，巴塔耶关于“禁忌”（taboo）与“僭越”（transgression）的理论提供了极具解释力的视角。
巴塔耶指出，僭越并非禁忌的简单对立面，而是其结构性的补充。人类文明的诞生，恰恰在于将原本混沌无序的动物性欲望，通过禁忌加以规训；而僭越，则是在特定时刻对禁忌的短暂突破。这种突破不是为了摧毁规则，反而是为了重申规则的存在——正如节日之于日常、狂欢之于劳动。没有僭越，禁忌将失去其张力；没有禁忌，僭越也将失去其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将社会规则理解为一条动态的“行为光谱”：一端是禁忌（压抑、服从、理性、生产），另一端是僭越（释放、反抗、非理性、耗费）。而法律、道德、劳动制度等，正是对个体在这条光谱上位置的规范与调节。而这两者在规则这条线上震荡分布，禁忌在左，僭越在右。
从这一模型出发，“五月风暴”便不再仅仅是一场失败的政治起义，而是一场集体性的、被压抑欲望的仪式性释放。工人占领工厂，并非出于夺取生产资料的明确纲领，而更像是一场“节日式”的狂欢——他们唱歌、辩论、张贴海报，在短暂脱离劳动纪律的自由中体验解放的快感。而当狂欢结束，他们又自愿返回工厂，重新接受规章制度的约束。这并非背叛革命，而是完成了社会系统所默许的“僭越—回归”循环。
换言之，此类群众运动的核心目的，往往不在于实现具体政治目标，而在于“僭越行为本身”——即对日常压抑的集体宣泄。正因如此，运动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其理论深度或组织严密性，而在于其能否激发广泛的情感共鸣与参与冲动。
这也解释了为何某些政治领袖（如毛泽东）特别擅长发动群众运动。他深刻理解群众的心理需求，强调宣传语言必须“通俗易懂”“贴近群众”，用口号、象征和情感动员取代抽象理论。在他看来，运动本就是波浪式的：每一次高潮（僭越）之后必有低谷（禁忌），而低谷恰恰为下一次高潮积蓄能量。这种节奏，正是禁忌与僭越交替运作的体现。
这种“被允许的僭越”模式在中国社会尤为显著。例如21世纪初的“反日”“反韩”浪潮，表面是民族主义情绪的爆发，实则为民众在国家默许下进行的一次集体越界行为——人们可以在爱国旗帜下合理地破坏日系商品、辱骂“汉奸”，甚至短暂突破法律边界。这种“合法的违法”，正是现代社会为压抑个体提供的情绪安全阀。
回溯历史，明清时期以程朱理学为主导的道德秩序，对人性（尤其是性）施加了极端压抑。这种高压之下，社会反而滋生出对“越轨者”的极端仇恨与暴力惩罚——因为惩罚他人，成为普通人唯一被允许的僭越形式。义和团运动中的“洋教淫乱”谣言，正是这种心理机制的产物：在性压抑的文化中，男女混杂的基督教集会被想象为“聚众淫乱”，既反映了对禁忌的恐惧，也暴露了对僭越的隐秘渴望。
巴塔耶模型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应用，比如在人的精神分析中，例如我们便可以利用这一模型对“施虐癖”和“受虐癖”进行重写，而这两者的区别便是其行为在限制和僭越这两个层面分布的不同。
巴塔耶的模型还可拓展至文化比较领域。例如：
• 意大利文化受文艺复兴与享乐主义影响，禁忌与僭越分布相对均衡，社会对越界行为容忍度较高；
• 德国文化则表现为“禁忌强于僭越”，但一旦僭越发生，往往以极端、系统化的方式呈现（如纳粹时期的“以秩序之名行暴力之实”）；
• 而深受儒家理学影响的东亚社会（如中国、韩国、日本），则长期处于高禁忌状态，僭越虽被压抑，却在特定历史节点以激烈、非理性的方式爆发。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构想一种“社会行为动力学”：通过对群众在禁忌—僭越光谱上的行为分布进行统计与分析，揭示集体行动背后的结构性逻辑。这不仅有助于理解革命与抗议，也能解释消费狂欢、网络暴力、体育赛事骚乱等当代社会现象。
那么这样的解释对于台湾社会的理解又有什么帮助，共产党是众所周知的革命党，同时对于台湾而言，民进党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革命党。民进党的崛起便是伴随着群众运动而兴起的，同时现在民进党依然将发动群众运动视为重要的政治手段，然而这样的路径依赖将会使得民进党陷入将发动群众运动作为政党的根本目标，而所谓的政治目标只不过是用来为发动群众运动而服务的。
这样便是得民进党作为一个政党面临空心化的问题，其没有根本的立于社会问题治理的政治理念。这是一个明显本末倒置，这也导致其政客大多是一种政治投机者，而政治主张也不具有明显的连贯性。我认为如果民进党想要更进步赢得民心，则需要提出一个能使民众信服的基于社会问题所提出的政治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