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霖现代经济学-市场与政府

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便是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不仅左右着经济发展的走向，更关乎众多企业的兴衰存亡。美联储每一次的利率调整，都如同一只无形的手，紧紧牵动着无数投资者的心弦。而诸如财政政策、贸易政策等一系列政府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产生着影响。

在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愈发依赖政府的引领与主导，市场自主调节的能力则有所削弱。回溯至17世纪，亚当·斯密提出了全新的市场经济概念。人们依据自身偏好进行消费与储蓄，由此构建起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形态将经济的主导权赋予市场，相对削弱了政府的力量。起初，这种经济模式运转顺畅。

然而，直至上个世纪初，凯恩斯提出了“需求理论”，即“任何一次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皆为需求不足，政府在此过程中必须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这一理论再次明确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凯恩斯的理论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过去百年的发展进程，世界银行、WTO等国际性组织机构皆是依据凯恩斯的理论构建而成。时至今日，经济学界仍存在着数量可观的“凯恩斯学派”学者，他们在各国政府中主导着经济的发展。

从理论层面而言，凯恩斯的“需求理论”确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仅凭借此尚不足以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真正促使“凯恩斯理论”广受关注的原因，在于其契合了政府领导者的需求。

亚当·斯密提出“自由市场”理论，是基于理想经济社会的运行模式。这一理论削弱了政府的权力，将权力中心从权贵阶级转移至掌握资本的资产阶级手中，进而开启了人类历史上意义重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各国纷纷掀起改革浪潮，推行宪政，建立起民主社会。

然而，无论处于何种时期、何种社会形态，掌权者的最大理想始终如一，那便是“扩大自身影响力，实现权力的长久稳固”。因此，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显然有悖于掌权者的利益。而凯恩斯的“需求理论”恰好投掌权者所好，使他们再次将经济主导权握于手中，从而构建起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

凯恩斯的需求经济学主要从三个方面刺激消费、提升需求，即补贴、政府采购以及减税。补贴和政府采购需要政府直接投入资金，而减税又会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如此一来，资金从何而来便成为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实际上，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不仅对政府的职能起到了限制作用，更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了政府的收入来源。长久以来，人类所采用的货币制度是以黄金为锚定物的货币体系。政府的主要收入渠道为税收，若想获取额外收入，往往需借助对外战争来获取以金矿为主的资源。非洲因资源丰饶，自然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目标区域。

除了直接获取黄金之外，另一种途径是间接的全球贸易模式。即利用廉价劳动力，在殖民地种植其他国家所需的产品，再通过贸易从他国间接获取黄金。其中，向大清帝国输出鸦片便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因此，18世纪席卷全球的殖民战争，其背后的根本逻辑是各国政府为扩大收入而做出的选择。

在18、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各国政府正是凭借这两种模式获得了额外的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反馈系统。政府通过对外战争、圈占土地来获取更多财富，进而加大军备投资，尤其是在武器、装备和科技领域。一方面，新型武器装备能够增强威慑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可使本国在战争中占据优势，从而获取更多的殖民地。各国围绕殖民地展开了激烈角逐，最终相继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生灵涂炭、伤亡惨重。

不过，科技却在这一阶段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诸如爱因斯坦、居里夫人等众多科学家、哲学家纷纷涌现，他们在物理、化学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同时也推动了武器装备的进步。原子弹、航空母舰等相继研发制造，这些技术为21世纪科技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言归正传，在凯恩斯“需求经济学”的三种方式中，补贴和减税都需要民众配合方可实现。然而，民众未必会因此增加消费，部分理性民众会将减税节省下来的资金存入银行进行储蓄，这无疑会影响政府相关政策的实际效果。

相较于补贴和减税，政府更倾向于直接参与市场活动，即进行政府采购。其中，对军需的采购最为关键，涵盖武器生产、军用物资供应，以及对士兵薪酬的直接支付等。政府通过这些直接投资举措，从需求端发力，刺激消费，进而振兴经济。因此，政府往往更乐意采用这种方式来刺激经济发展。

每当遭遇经济危机，政府首先考虑的便是从军需领域着手。毕竟，这部分物资的时效性相对较弱。无论处于何种时代，武器、弹药、粮食等储备物资都不会因时间推移而贬值，属于刚性需求物资。这正是每次经济衰退时，军工产业都会迎来发展契机的主要原因。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终结了以黄金作为锚定物的货币体系，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举措宛如给“市场经济”再度套上了紧箍咒，全球货币体系也由此正式迈入主权信用货币时代。

政府挣脱了黄金的桎梏，开辟出全新的收入来源——债务。政府能够凭借本国的信用进行借贷，既可以向其他国家举债，甚至还能“预支未来”。向其他国家借钱便形成了对外债务，此类债务通常以美元为主；而“预支未来”则产生了对内债务，是以本国货币为主的债务，通俗来讲就是“印钞”。

政府不再单纯依赖税收获取收入，还能够借助债务实现额外的财政进账。这使得政府坐拥更为充裕的资金，也能够进一步强化对市场的干预。往昔，政府收入完全仰仗税收，战争往往会随着税收的枯竭而迅速偃旗息鼓；而在现代，由于政府掌握了债务这一工具，可以举债度日，战争便会持续更久，直至耗尽国民财富方才罢休，这无疑是现代战争的又一显著特征。

至此，政府已然全然掌控了经济的主导权。从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到货币政策，政府拥有了更多创造财富的手段，得以毫无掣肘地施行任何想推行的举措。政府的领导者再度从市场经济中夺回主导地位。

对于民主政府而言，政党的作用显得尤为关键。唯有赢得政党的支持，领导者的政策方能在国会顺利通过，进而掌控更多的财富资源。而政府唯一需要忧心的便是通货膨胀问题，因为这会危及政府的统治根基，除此之外，已无任何因素能够阻挡政府前行的步伐。

市场，乃是一群人开展经济活动的场域。人们依据自身的偏好，选购心仪的商品。商品的价格亦会因供求关系的变动而实时更新与确认。理论而言，自由市场理应是一个臻于完美的所在，它能够精准反映经济发展态势、人们的偏好以及商品价格。故而，市场规模愈大，所蕴含的信息愈丰富，商品价格也应更为精准。在市场中，不同的人会对各类信息进行解读，这些解读最终汇聚融合，形成商品的实时价格，此乃自由市场的魅力之所在。

然而，市场并非尽善尽美，它时常会出现差错，这归根结底是因为人性存在缺陷。亚当·斯密所构想的自由市场，是基于理性经济人的推论。也就是说，市场中的每一位交易者都遵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交易，从而依据供求关系形成稳定的价格。

但人性远未达到完美之境，或者说人性尚未进化至理想状态。人往往具有贪图便宜、爱慕虚荣、好高骛远等习性，更为关键的是，人性中存在着贪婪的一面，对财富的贪婪、对生命的贪婪、对性的贪婪等等，这些最终都会对理性的市场造成干扰。最为直观的例证便是经济泡沫的产生。人们会盲目地随波逐流，不断推高商品价格，直至泡沫彻底破裂。凡此种种，皆是人性的不完美，或者说是不理智的行为所致，人类距离斯密心中理性经济人的阶段仍有相当长的距离。

正是人性的这种不完美，导致了市场经济亦存在诸多瑕疵。市场经济时常会出现偏差，而后只能静候自我修复。在过去的三百年间，经济问题频发，但往往都能迅速自行修复，回归正常状态。这便是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行核心所在。

在正常的经济体中，首要任务是保障商品交易能够安全、顺畅地进行。否则，暴力便会作为一个额外的干扰因素，对市场的正常运行造成冲击，商品价格也必然会因此而失真。一旦通过暴力手段获取的经济收益超过了其所需付出的成本，暴力自然会成为部分人的首选。如此一来，市场将丧失其原有的价值和意义，不少人会转而寻求以暴力方式来获取经济利益。

正是出于对暴力的忧虑以及对市场正常运转的期盼，人们从群体中挑选出德高望重之人，赋予其市场监督者的职责，并支付一定费用，委托他们解决市场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各类争端。对于那些不遵守市场规则的人，将其清除出市场。这便是原始政府的雏形。

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发展出了正规的政府机构。民众支付的费用形成了税收，这些税收被用于维护市场的安全运营。同时，政府合法地垄断了暴力行为，确保了市场能够正常运转，民众也得以安居乐业。

由此可见，政府最初构建的初衷，便是维护市场的稳定与安全，保护私人产权神圣不受侵犯。至于市场是否能够正常运转、是否存在经济泡沫等问题，并不在政府最初的管理范畴之内。

然而，一旦政府掌控了暴力的垄断权，便宛如脱缰的猛兽，渐渐背离了民众的期许，在放纵不羁的道路上肆意狂奔。现代政府正是基于此等状况，历经数千年的演进发展而来。它们逐渐从对暴力的垄断，进一步延伸至对资源、财富的垄断，乃至对产权的垄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已然深入市场腹地，为自身的发展汲汲营求动力。

在探讨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时，我们首要且关键的任务是明确市场与政府的边界究竟何在。

市场的边界是民众开展正常经济活动的产物。在此过程中，所有参与交易的人员依据自身偏好获取相应商品。市场具备影响政府的能力，追根溯源，政府的建立源于市场对自身安全的忧虑，是市场的一种选择。因此，市场中的民众有权推选合适的领导者与政党，这些代表需秉持公正、客观的原则，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从先后顺序而言，先有市场，后有政府，所以市场对政府进行干预是理所应当的。反之，理论上政府无权干预市场，毕竟是市场选择了政府，而非政府决定市场。正是这一因果关系界定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边界。

理性而完善的市场，本应是民众自由且不受拘束地从事经济活动的场域。尽管市场难免会出现差错，但它也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与之相反，政府是民众选择的结果，其职责自然是服务民众，公正、公平地保障市场的正常运转，而不应亲自介入市场运作，扭曲商品价格，这应成为政府的行为边界。这便是市场与政府的理想关系。然而在现实中，现代社会的政府已然彻底扭转了与市场的关系，从市场决定政府的模式转变为政府主导市场的模式。

然而，在现实的现代社会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发生根本性扭转，从原本市场决定政府的模式转变为政府主导市场的模式。政府看似运用各类货币与财政手段，暂时摆脱了阶段性的经济衰退，实则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埋下了更为严重的隐患。由于政府的主导，市场失去了正常的运行秩序，价格机制遭到扭曲，无法真实反映民众的需求。各国政府纷纷采用补贴、倾销、减税等举措来推动本土经济发展，这无疑扭曲了正常的市场供求关系，最终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严重的经济泡沫与市场危机。

信用货币正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政府毫无节制地开动印钞机，向市场注入资金以解决当下的危机。美联储过去十几年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便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其通过扩表与缩表的操作向市场注入资金，以调节经济发展。

在此情形下，市场催生了一个新的群体，他们并不创造实际财富，仅凭借对资金的分配权来获取利润，这些人便是所谓的华尔街金融家，堪称资金的搬运工，他们正通过这种方式积累巨额财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真正依靠辛勤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者，他们挥洒汗水创造商品价值，却只能分配到少量财富。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市场逐渐走向失真。

追根溯源，这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约束的政府行为以及信用货币体系。这种发展模式显然难以为继，实际上，其弊端已逐渐显现。

全球人口步入了长期停滞、萎缩的阶段，民众怨声载道。相较于那些资金搬运者，劳动者难以获得应有的报酬与尊重，债务亦不断累积。资金的受益者与承担者并不匹配，责任与义务严重不对等。恰似次贷危机的情形，享受财富盛宴的华尔街高管拿走了数百亿美元的薪酬，而最终的财政赤字却由广大老百姓共同承担。人口数量的减少，既预示着未来需求的缩减，也意味着未来人均偿还债务的金额会大幅增加。这一切都给下一代乃至下几代人带来了沉重的负担，毕竟债务终究是要偿还的。直至那根“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出现，战争将无可避免，因为唯有战争能够让债务清零。然而，战争必然会导致更多的人员伤亡，进而使人口持续萎缩。

政府的债务“雪球游戏”终究难以为继。在人口减少的背景下，只能通过扩大需求、激发人们的欲望来应对，这正是过去四十年来全球右翼势力所推动之事，其目的是将被宗教禁锢数千年的人类欲望彻底释放。人之所以为人，并非在于拥有自由，而在于具备自我约束的能力。正是这种自我约束的能力，推动着文明不断进步，使现代人拥有了更强的道德感与责任心。一旦将人类所有的欲望释放出来，人将彻底回归原始状态，文明也会随之消逝。

文明的进步并非必然，人类的进化也并非总是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自然选择的结果，仅仅是让人类为了生存而适应当下的环境，实现进化。一旦环境发生改变，人类也会随之改变，既可能朝着更加文明的理想阶段迈进，也可能逆转方向，朝着相反的方向退化，这正是进化论的核心要义。而在存量市场的格局下，冲突与纷争将会被无限放大。

此外，科技发展并非万能，我们需以理性视角审视其进程，绝不能让科技发展成为政府举债的托辞。不可否认，政府短期补贴以刺激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科技发展。政府期望科技能创造更多需求，如此循环往复，实现经济的平稳运行。然而，科技发展终会遭遇瓶颈，而这一瓶颈恰源于政府政策导致的人口减少。

众所周知，科技进步离不开人类的创新精神，人才是最为关键的生产力。科技发展不仅依赖高学历的专业从业人员，更是数亿民众不断“试错”的成果。科学的根本逻辑在于实验，是可验证、可推导、可重复的现象。唯有众多从业人员充分发挥创新能力，才能推动科技不断创新发展。

一旦人口逐渐减少，参与实验的人员必然随之减少，“试错”机会也会相应缩减。这些因素都将致使科技在未来的发展速度逐渐放缓，这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无法完全取代人类，实际上，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加速人口减少的趋势。

这种依靠债务推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很快将步入末路，其终结的标志便是投资无法产生正收益。当前，全球债务规模已然超越350万亿美元，投资回报率已降至5%以下。一边是呈高速增长态势的债务，另一边是渐趋降低的投资回报率，二者最终会迎来一个交叉点。届时，投资不仅无法实现增长，甚至会出现负增长。无论再增加多少债务、增发多少纸币，最终都难以推动经济实现增长。这种以债务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将走到尽头。

市场虽并非尽善尽美，但它是无数人自发选择的结果，宛如一个稳定的网络系统。尽管它偶尔会出现差错，却具备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我们不应因它一时的瑕疵，便否定或剥夺其自我修复的机能。这就好比法律不应预先对人们的行为加以严苛约束，法律理应滞后于时代发展，将最大限度的自由赋予民众。同理，我们绝不能因为孩子一时的过错，就完全采用家长式管控模式，限制孩子自由发展，这对孩子而言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市场存在不完美之处，在不同时代，总会有一小撮人钻其漏洞，在市场中谋取非法利益。然而，政府不能因市场的不完美以及这一小撮人的“恶”，而否定市场中大多数人的“善”。严厉的监管、过度的干预无疑是对人类自身能动性的否定，最终会对整个经济体系造成损害。

政府理应做的，是着力构建一个互信的市场环境，对失信行为予以坚决打击。如此一来，市场自会形成“良币驱逐劣币”的效应，将投机者逐步逐出市场。

与此同时，政府更需严格约束自身行为，尤其是废除信用货币制度。唯有如此，方能减少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将市场真正交予人民。让市场自主决定利率高低、投资项目的选择以及消费的走向……然而，这着实困难重重，难如登天。因为这与政府的利益诉求相左，与领导者的利益背道而驰。任何政府与领导者都会千方百计地阻止这一局面的出现，继续维系债务驱动增长的模式。

直至那个特定时刻降临，历史将会孕育出新的领导者，催生出新的社会形态，亦或是使社会倒退至过往的时代。但无论如何，我们终究会迎来那一天……

人类从来都不是完全理性的生物，我们并非尽善尽美。然而，正是这份对不完美的接纳，以及对完美的不懈追求，促使我们的先辈甘愿付出，克制当下即时消费的冲动，转而进行着眼于长远规划的储蓄。也正是储蓄的出现，以及延迟满足观念的传播，孕育了现代文明。但如今，主流文化却在消解这种文明。它鼓动即时消费，忽视储蓄的重要性，对所有项目不论优劣，都允许以低成本的债务货币进行投资。最终，无数泡沫滋生，人们的生活状态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相反，人类彼此间的信任度降至历史最低点……这无疑是这个时代的悲哀。

从前，有一座宁静的村庄，村民们于这片土地上安居乐业，遵循着传统的以物易物方式开展经济活动。为求安稳，他们汇聚成一个团体，经由民主推选，选出了一位领导者，并组建起一支守护力量，用以捍卫村庄的安全。

岁月悠悠，数代更迭，这个最初的团体逐渐演变成了政府，其掌控的力量也日益强大。这既是故事的起始，亦是故事的终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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